前點位置不錯,後點跟進打飛。

廣場協定後崩卒的十年,黑澤清想用超過一個“普通家庭”的普世眼光給出對日本社會危機的總體判斷,對于失業問題的“共像”作病理切片式的一一分解。于是便要将問題意識擴大化到更廣闊的社會空間和人際關系中去,從而超越“個别家庭”内部危機的生活流叙事。

隻不過在後半落香川照之“在崗僞裝”被識破之後,被加壓的叙事期待一瞬間洩氣。本應作為拔高影片立意和“譴責行抒情”,進而使從生活描述上升到社會問題層面的津田寬治夫妻瓦斯自殺的一段情節,被一筆帶過而沒有達到其應具備的功效,從而導緻後端徹底喪失了其文本展現的崩壞效果所内蘊的批判描述。

其實黑澤清有過機會——俗套、高效率且萬無一失的扭轉方式——在《比利·艾略特》和《鋼的琴》等無數成功案例中皆可見得:讓男性家長權利和道德尊嚴由于經濟地位的喪失而凋謝,而子一代的中産階級文化願望(彈鋼琴、芭蕾舞之類)又日漸強烈,而且有一個不能拒絕的理由,那就是孩子“天賦極強、萬中無一”。

在這樣日益增漲的美好生活向往與經濟水平下跌所形成的矛盾之中,故事的現實性就可以輕而易舉的上升到系統層面,并且就該片而言,也可拯救其後半部分于松弛之中。隻不過黑澤清選擇了更為激進的方式,直接将整全的家庭視點拆解為三份,并逐個清理回收,最終達成一統。

上述“俗套辦法”,行動有效之關鍵在于:可以喚起中産階級深刻而切中主體的危機意識。“中産階級的文化性”即代表一種階級身份的自我确立,中産者想要維持、無産者想要追求的終極叙事。當然,這樣的文化行為可能不能由陷入到生産關系的漩渦中不能自拔的父母一代完成,于是子女扛起階級想象大旗,父母則負責拼了老命輸血。兩代人間由經濟地位上的中産階級,轉變為文化上高度自覺的圓整的、帶有“審慎魅力”的中産階級。

這就恰切了阿爾都塞對于經典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态”一詞理解的改寫:“個人與其實在生存條件的想象關系的‘表述’。”而阿氏将作為一種“表述”的意識形态與作為一種國家機器的意識形态,看作獨立的“物質力量”。在影片中,這種“物質力量”顯而易見——“學鋼琴的強烈願望”。

因此即便嚴酷的父親在最初并不支持兒子的鋼琴夢,可到演奏考試成功結束時,他仍然樂意為兒子的行為鼓勵祝福。因為此時真正的中産階級身份、逍遙的文化所有權,再次回歸到了這個家庭。

黑澤清的處理難言成功,但卻堅決地貫徹了價值輸出的導演責任。甯願付出将叙事扭出正軌,依賴高度巧合性和外在偶發事件推動導緻的黑色幽默感對嚴肅文本産生颠覆的代價,也要将本片不構成批判的批判引導回對新自由主義常态的容忍,和對未來可能性的期待。實際上那個脆弱的中産階級社會及其次生文化表述,并不能消化由美國霸權主導的周期性經濟危機。這樣“陽光明媚打在小泉今日子臉上”的微弱指望,也隻能是畫餅充饑了。

況且,在影片如此失衡的布局之下,這一層中産階級社會自所與的信任感能否準确傳達給觀衆,都是難以認證的。但仍要指出的是,片中黑澤對于日本當時狀況的諸多思考(美軍控制、全球戰争、文化失序、離婚問題)都似有似無的表露出其民族主義者的一面,及對美國霸權的審視。由此,其作品中可能的對于帝國主義的穿透,是否能完全不受其固有的中産階級假想的制約而完全釋放出來,我想可能得回到他最為擅長的驚悚類型中去發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