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機的鏡頭的對焦本就是一種凝視，不可避免的凝視。不過作為技術手段的攝影機，我們更期待它是一個非性化的他者。意即純粹凝視而并非男凝女凝。然而這種期盼也許正是要剝奪電影作為人類的藝術手段其中蘊藏的欲望和感情。但這種期盼也想要盡力拉開電影淪為一種監控錄像。看吧，觀衆的期盼其實也是一團含糊不清的欲望。
絕望地講，這些模糊的欲望也許就是人文繞不開的，甚至是賴以生存的東西。
這個電影裡用人類學作為引子，說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就是觀察，也許這種觀察，最理想的形式就是像一台非性化的攝影機一樣，總是想要拍出最純淨的影像。同樣還是索倫蒂諾早就用過的福樓拜想寫一本沒有情節什麼都不講，全是辭藻的書，如同字典一樣（其實字典也蘊藏着機構的官方解釋，這是一個更大的國家機器的欲望）。
但這種理想的觀察是不存在的。人作為觀察的主體和客體，總是會在所謂的觀察中落入主體間性交錯的鏖戰（陷阱，狀态，現象…愈發中性的詞彙的選取也同樣重要）。人很難突破觀察背後的立場，就像一定會有人在操作那台攝影機一樣。因此，人和人之間就算沒有聯系但也早就處在一種行動者之網中而相互影響了。但就是因為預先已經有了一個立場，所以就正如Parthenope一樣，沒有辦法跟人達成另一種理想的完全的聯系之中。終極孤獨被揭露之後也許就是這樣。
看完電影後還是希望人們就算在誤讀和失察之中也能夠拼命地相互靠近。企圖用學術解讀情感也是絕望之人才會做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