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回家过年，感到旧《喜宴》的含金量仍在上升。对于我的父母来说，现在唯一不可放过、不可商量、不可代替的头等大事就是婚姻。问题在于我像伟同：我不恨他们，就算有恨，也转为自责。假如我有纯粹的恨，或极度不满家庭关系，恐怕反而能最终痛下决心，说出实话结束这场闹剧。可是我爱他们，对他们自己编织出的痛苦无法视而不见，又缺乏勇气。

中式家庭，就算运气好抽到中吉的签，仍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我的父母狭隘吗？充满偏见吗？是的。可他们辛勤工作毫无怨言直到晚年，对我无限支持，甚至有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对我的工作指手画脚，钱的要求从不多提。以前希望我换工作，回到离家近的城市，结果我越漂越远。我理亏：至今无所回馈，既不能在身边陪伴，经济上也无所回报。

这七天里，无尽的询问、恳求。我几乎肯定，那天在寺庙里他们也向神佛为我求了一个男朋友。他们有的发言好笑又凄惨（爸：你不趁着我还有工作的时候结婚，现在我退休了，反倒成了你征婚告示上的减分项），有的独裁又专断（妈：你意外怀孕吧，不要打胎，孩子给我）。一切在一次晚饭的对话中达到高潮，茶余饭后我们家里的朋友打趣问，如果两个必须要选其一，你们是希望女儿带回家一个女孩，还是带回家一个黑人男朋友？我爸沉吟，说宁愿早些驾鹤西去。

我很懦弱。我没有说任何关于同性恋的事，以免此地无银。作为Alice Walker的头号粉丝，在这是非面前我也没有捍卫黑人。她的书给我如此多的灵感、鼓舞，说实话，在国外的生活我也受到黑人照顾。可我不仅不能改变自己父母的偏见，连尝试改变他们的勇气也没有。我害怕打破生活的平静，害怕粘好的花瓶一触就破。某天夜晚，洗澡的时候，我毫无预兆地想到：要么就找一个男人假结婚算了，最好是个白人，如此我还能利用他们的语言不通。旧《喜宴》的剧情，自然而然地就这样跃入我三十而立的生活中。

淋浴头的水冲下，我的思绪也逐渐发散。我怎能接受父母多年后，在病榻上告诉我，他们为此抱憾终生？可我又怎能用一个接一个的谎言，延续最初的谎言？只要他们仍身处中国社会，日夜浸泡在这样的文化之中，这样的鸡毛蒜皮、饭后闲谈，就永远不得安宁。请看另一个家里的朋友，事业有成，40多岁，娶有一妻，生有一女，已经算是教科书式的中国人类，饭局上其他人竟然追问他二胎的事情。这观念不是追魂索债的鬼，是什么？

我不知道李安是否真的高明到了1993年拍《喜宴》的时候，就预见到了这作品可以回响33年。也有一种可能，是时代转变之慢，超乎所有人想象。因此《新喜宴》在我看来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想当然地认为，新时代必然要描写新问题，而新问题必然都是美国中产式的。在导演安排的嬉笑怒骂中，富二代、留学生、试管婴儿，最终走上了过家家般的超现实生活。仿佛谎言真的是喜剧的一个包袱，一剂生活的东亚调味品，而不是爱恨纠葛中的饮鸩止渴。

我像一个傻子，仍被33年前的沉疴困扰而不知如何自处。除了假结婚，洗澡时我确实还想过另一馊主意：在某个远离人烟的南部小岛买一套房子，我们三个就此避世，远离县城的人情社会，可以打渔，也可以种点粮食。没有了亲朋好友的闲言碎语，是不是也就不用结婚生子了？可惜这选项恐怕也只属于《新喜宴》里的韩国富二代，我没有钱。现在，我只能写写酸溜溜的文章。我们一家人在不同的幻想中驰骋，他们等待一个孩子，我等待伟同爸的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