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于熟識布魯諾·杜蒙那浸透北方陰郁與存在荒誕影像的觀衆，《法蘭西》的開場便是一次精準的伏擊。沒有預兆，沒有鋪墊，蕾雅·賽杜那張被過度修飾、如同精緻面具的臉龐，被一個突兀的推鏡頭粗暴地塞滿整個畫框。她正對着鏡頭（電視鏡頭？電影鏡頭？觀衆的眼睛？）播報新聞，嘴角挂着職業化的弧度，眼神卻空洞地懸浮于腳本之上。這并非傳統意義上的“介紹角色”，而是一次赤裸的、近乎病理學标本的展示——展示一種名為“France de Meurs”的媒介造物。
...杜蒙過往作品中那些非職業演員身上迸發的原始生命力，在此被刻意置換。賽杜，這位星光熠熠的“明星”，其存在本身即構成第一重悖論。她過于“完美”的容顔與職業（電視明星記者），在杜蒙粗粝、拒絕美化的影像語境中，天然散發着不協調的、人造物的氣息。觀衆被置于一個矛盾的位置：既是新聞的接收者，又是這具“媒介肉身”的審視者。她的每一次播報，每一次在災難現場（無論是真實的戰火還是精心策劃的公關秀）強擠出的“共情”淚光，都因其表演性過于昭彰而令人坐立難安。杜蒙拒絕提供理解的“入口”，他迫使你直面這層表演的薄冰，并預感其下深不可測的虛無。
...杜蒙對“情境”的建構，向來是抽離情感鋪墊、直指行為核心的。《法蘭西》延續了這種冷酷的效率，卻注入了媒介時代的異化。法蘭西遭遇的“事故”——那場荒誕離奇的車禍，鏡頭以一種近乎旁觀監控錄像的冷靜記錄下撞擊的瞬間。沒有悲憫的慢鏡頭，沒有渲染痛苦的配樂，隻有金屬扭曲的噪音和随後死一般的寂靜。這突如其來的暴力，與其說是對角色肉體的傷害，不如說是對她精心構築的“名人-記者”雙重身份的第一次猛烈鑿擊。情境的“真實性”在此被粗暴打斷，觀衆與法蘭西一同墜入眩暈的裂隙。
然而，杜蒙的殘酷遠不止于此。他讓法蘭西的“康複”與“回歸”本身，成為一場盛大的、由鏡頭和公關團隊共謀的表演。攝像機貪婪地捕捉她脆弱的神态（精心設計的角度和光線），助理在一旁低聲提示“表情再悲傷一點”。重返戰區的段落更是将這種荒誕推向極緻：硝煙尚未散盡的廢墟是真實的背景闆，而法蘭西的采訪、她的眼淚、她與傷者的“互動”，則在導演（片中導演，亦是杜蒙的化身？）的調度下，被編排成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新聞戲劇”。真實的苦難淪為表演的道具，而表演本身則被包裝成“真實”的新聞輸出。杜蒙撕開了媒介生産“真實感”的運作機制，讓觀衆目睹情感如何被萃取、包裝、販賣。情境的“真實”基礎，在雙重鏡頭（片中攝像機與杜蒙的攝影機）的凝視下，徹底蒸發。
...杜蒙标志性的“間離”手法在此達到了新的強度。他頻繁使用突兀的推拉鏡頭，粗暴地打斷叙事流，将觀衆猛地拉近或推離法蘭西那張臉。這些鏡頭并非服務于傳統的情感渲染，而是像手術刀般解剖着表情的紋理，逼迫我們辨識那精緻妝容下是真情流露，還是肌肉記憶下的職業化反應？當法蘭西在豪宅中崩潰痛哭，鏡頭卻以一種近乎冷漠的固定機位、全景框住她蜷縮在地毯上的身影，拒絕提供廉價的共情。觀衆被剝奪了沉浸式代入的可能，被迫成為冷靜（甚至冷酷）的觀察者，評估這場崩潰本身是否也是她生存策略的一部分？是應激反應，還是一種無意識的、用以填補内在空洞的表演？
影片中段，法蘭西試圖逃離鏡頭與名聲的圍獵，遁入阿爾卑斯山區的甯靜。這看似是杜蒙式“歸返土地”主題的回響，卻再次被颠覆。山區居民并非《人之子》裡那些承載原始生命力的存在，他們的眼神同樣空洞，交流同樣充滿令人窒息的停頓與錯位。法蘭西的“融入”嘗試顯得笨拙而徒勞。杜蒙在此揭示的，是一種更深層的隔絕：當個體被媒介徹底異化，連“歸隐”本身也可能淪為一場自欺欺人的内心戲。所謂的“真實生活”，對法蘭西而言，已然是遙不可及的他鄉。
...影片最核心的颠覆，在于其對“救贖”的徹底消解。那個闖入法蘭西生活的“普通人”路易，起初像一根救命稻草。然而，杜蒙很快撕碎了這廉價的幻想。路易的身份（記者？粉絲？投機者？）暧昧不明，其動機在反複的背叛與回歸中模糊不清。最終那場在豪華餐廳的暴力沖突，路易歇斯底裡地揭露法蘭西的“虛假”，其場景本身卻因過度戲劇化而顯得荒誕不經。誰是受害者？誰是施暴者？真實與表演的界限在相互的撕咬中徹底崩壞。法蘭西最後的微笑，在鎂光燈下重新綻放，那絕非頓悟後的平靜，而是絕望的沉淪——她終于徹底擁抱了那個作為媒介符号的“法蘭西”，将空洞的内核用更堅硬的表演外殼焊接封死。杜蒙沒有提供出口，他讓觀衆目睹一個靈魂如何在媒介的鏡廳中被無限反射、最終迷失于自身影像的迷宮。
...因此，《法蘭西》絕非一部關于名人困境的通俗劇。它是布魯諾·杜蒙對當代媒介社會進行的一次殘酷解剖。他通過蕾雅·賽杜這張既是武器又是祭品的明星面孔，将新聞生産、名人文化、情感消費的共謀關系暴露在無影燈下。每一個精心設計的鏡頭運動，每一處令人不适的沉默，每一次對“真實感”的刻意操弄與戳破，都在強化一個命題：在影像泛濫的時代，“真實”或許已成為最昂貴的奢侈品，而“表演”則是我們賴以呼吸的、有毒的空氣。觀衆離場時感受到的并非愉悅或感動，而是一種被精準冒犯後的清醒——這清醒，正是杜蒙為這個沉溺于鏡中幻影的時代，開出的一劑苦澀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