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于熟识布鲁诺·杜蒙那浸透北方阴郁与存在荒诞影像的观众,《法兰西》的开场便是一次精准的伏击。没有预兆,没有铺垫,蕾雅·赛杜那张被过度修饰、如同精致面具的脸庞,被一个突兀的推镜头粗暴地塞满整个画框。她正对着镜头(电视镜头?电影镜头?观众的眼睛?)播报新闻,嘴角挂着职业化的弧度,眼神却空洞地悬浮于脚本之上。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介绍角色”,而是一次赤裸的、近乎病理学标本的展示——展示一种名为“France de Meurs”的媒介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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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蒙过往作品中那些非职业演员身上迸发的原始生命力,在此被刻意置换。赛杜,这位星光熠熠的“明星”,其存在本身即构成第一重悖论。她过于“完美”的容颜与职业(电视明星记者),在杜蒙粗粝、拒绝美化的影像语境中,天然散发着不协调的、人造物的气息。观众被置于一个矛盾的位置:既是新闻的接收者,又是这具“媒介肉身”的审视者。她的每一次播报,每一次在灾难现场(无论是真实的战火还是精心策划的公关秀)强挤出的“共情”泪光,都因其表演性过于昭彰而令人坐立难安。杜蒙拒绝提供理解的“入口”,他迫使你直面这层表演的薄冰,并预感其下深不可测的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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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蒙对“情境”的建构,向来是抽离情感铺垫、直指行为核心的。《法兰西》延续了这种冷酷的效率,却注入了媒介时代的异化。法兰西遭遇的“事故”——那场荒诞离奇的车祸,镜头以一种近乎旁观监控录像的冷静记录下撞击的瞬间。没有悲悯的慢镜头,没有渲染痛苦的配乐,只有金属扭曲的噪音和随后死一般的寂静。这突如其来的暴力,与其说是对角色肉体的伤害,不如说是对她精心构筑的“名人-记者”双重身份的第一次猛烈凿击。情境的“真实性”在此被粗暴打断,观众与法兰西一同坠入眩晕的裂隙。

然而,杜蒙的残酷远不止于此。他让法兰西的“康复”与“回归”本身,成为一场盛大的、由镜头和公关团队共谋的表演。摄像机贪婪地捕捉她脆弱的神态(精心设计的角度和光线),助理在一旁低声提示“表情再悲伤一点”。重返战区的段落更是将这种荒诞推向极致:硝烟尚未散尽的废墟是真实的背景板,而法兰西的采访、她的眼泪、她与伤者的“互动”,则在导演(片中导演,亦是杜蒙的化身?)的调度下,被编排成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新闻戏剧”。真实的苦难沦为表演的道具,而表演本身则被包装成“真实”的新闻输出。杜蒙撕开了媒介生产“真实感”的运作机制,让观众目睹情感如何被萃取、包装、贩卖。情境的“真实”基础,在双重镜头(片中摄像机与杜蒙的摄影机)的凝视下,彻底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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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蒙标志性的“间离”手法在此达到了新的强度。他频繁使用突兀的推拉镜头,粗暴地打断叙事流,将观众猛地拉近或推离法兰西那张脸。这些镜头并非服务于传统的情感渲染,而是像手术刀般解剖着表情的纹理,逼迫我们辨识那精致妆容下是真情流露,还是肌肉记忆下的职业化反应?当法兰西在豪宅中崩溃痛哭,镜头却以一种近乎冷漠的固定机位、全景框住她蜷缩在地毯上的身影,拒绝提供廉价的共情。观众被剥夺了沉浸式代入的可能,被迫成为冷静(甚至冷酷)的观察者,评估这场崩溃本身是否也是她生存策略的一部分?是应激反应,还是一种无意识的、用以填补内在空洞的表演?

影片中段,法兰西试图逃离镜头与名声的围猎,遁入阿尔卑斯山区的宁静。这看似是杜蒙式“归返土地”主题的回响,却再次被颠覆。山区居民并非《人之子》里那些承载原始生命力的存在,他们的眼神同样空洞,交流同样充满令人窒息的停顿与错位。法兰西的“融入”尝试显得笨拙而徒劳。杜蒙在此揭示的,是一种更深层的隔绝:当个体被媒介彻底异化,连“归隐”本身也可能沦为一场自欺欺人的内心戏。所谓的“真实生活”,对法兰西而言,已然是遥不可及的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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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最核心的颠覆,在于其对“救赎”的彻底消解。那个闯入法兰西生活的“普通人”路易,起初像一根救命稻草。然而,杜蒙很快撕碎了这廉价的幻想。路易的身份(记者?粉丝?投机者?)暧昧不明,其动机在反复的背叛与回归中模糊不清。最终那场在豪华餐厅的暴力冲突,路易歇斯底里地揭露法兰西的“虚假”,其场景本身却因过度戏剧化而显得荒诞不经。谁是受害者?谁是施暴者?真实与表演的界限在相互的撕咬中彻底崩坏。法兰西最后的微笑,在镁光灯下重新绽放,那绝非顿悟后的平静,而是绝望的沉沦——她终于彻底拥抱了那个作为媒介符号的“法兰西”,将空洞的内核用更坚硬的表演外壳焊接封死。杜蒙没有提供出口,他让观众目睹一个灵魂如何在媒介的镜厅中被无限反射、最终迷失于自身影像的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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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Inrockuptibles》

因此,《法兰西》绝非一部关于名人困境的通俗剧。它是布鲁诺·杜蒙对当代媒介社会进行的一次残酷解剖。他通过蕾雅·赛杜这张既是武器又是祭品的明星面孔,将新闻生产、名人文化、情感消费的共谋关系暴露在无影灯下。每一个精心设计的镜头运动,每一处令人不适的沉默,每一次对“真实感”的刻意操弄与戳破,都在强化一个命题:在影像泛滥的时代,“真实”或许已成为最昂贵的奢侈品,而“表演”则是我们赖以呼吸的、有毒的空气。观众离场时感受到的并非愉悦或感动,而是一种被精准冒犯后的清醒——这清醒,正是杜蒙为这个沉溺于镜中幻影的时代,开出的一剂苦涩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