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法蘭西膠片
先抛觀點。
《我愛你!》這部電影裡所講述的故事,通篇都是“謊言”!

或者說,隻有前三分鐘和後10分鐘的即時描述是真實的。
再說得準确一點,這部電影,從頭到尾,都是倪大紅所扮演的男主角常為戒的臆想的過程,實際上電影裡沒有發生任何兩個主角以上的交流的情節。在《我愛你!》這個世界裡,沒有出現惠英紅,沒有梁家輝,沒有葉童,實際演員隻有倪大紅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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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到7月份了,電影也上映12天了,票房破3億,近800萬觀影人次,但是,身邊沒有任何一個人意識到這個信息,更别提在這個信息上去重新揣測導演的表達意圖。
你肯定會說,我又過度解讀上瘾了,人家導演肯定沒想這麼多,他又沒這麼拍。

事實上,導演也從未告訴過片中任何一個演員,從給四位老戲骨看劇本到這篇稿子發布的此時此刻,他們自己也都不知道電影還有這樣一層隐晦的表達。
比較遺憾的是,韓延導演在近期宣傳電影時身體抱恙,一連感冒數日,沒有一個完善的精神狀态。那我就先自己把這些觀點順一下,揣測揣測這裡的悲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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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美好的,缥缈的在電影裡,老人常為戒常年失眠,這是台詞交代的信息,也是電影開場時他的精神狀态所描繪到的,倪大紅老師那倆大眼,感覺就是戴着玩具太陽鏡也能在黎明尚未到來的卧室裡锃光瓦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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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那個在電影中做過一次前後呼應的角色動作嗎?常為戒關燈,開燈,關燈,開燈……象征着老年人在生命最後的期限裡空洞地拉長了時間單位後的折磨,而關鍵就在這一暗一亮的瞬間。

如果大家觀察得足夠仔細,你會發現梁家輝和葉童模樣的人物形象竟然出現在桌前的商品包裝上!甚至,在床頭上粘貼的美女畫像也像極了惠英紅的容貌!再留點神,常為戒裝藥折的紙盒子,也都是帶有“惠英紅元素”的紅茶宣傳單折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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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三大主演都可能不是後來他們所承擔的角色,尤其這個“惠英紅”,其實是一個廣告演員。
除此之外,電影在結局部分也安插了兩個微妙的線索,第一個是在常為戒昏倒後住進的病房裡,在一個俯拍(或仰拍)鏡頭中,病床上的數字竟然是鏡像的,那是一個非常孤立又詭異的鏡頭。
第二個,在最後所謂的常為戒給兒子微信報平安的鏡頭裡,場景中的桌子上,竟然又出現了老常的麒麟鞭,老常明明已經帶着鞭子和李慧如農家樂去了,怎麼會有這麼一個不可思議的穿幫呢?
大家确實很難在第一遍觀影時看得如此仔細,我本人也是如此,上個月《我愛你!》在上海國際電影節做開幕的時候,我在大光明影院一刷,能意識到這幾個鏡頭有古怪,但一時間來不及想象其中的隐喻,而且電影前後信息量細節滾滾而來,你會很快忘記這些蹊跷。
但在電影正式上映時,我特意去二刷,這些“雙關語道具”才明确地提上案,這就是有“問題”的,尤其确定這些鏡頭都處在常為戒一個人的環境空間裡。
當時就簡短地跟正在路演的韓延導演微信交流了一下——一切皆如此啊,那個床頭畫像中的女人并不是特型演員,她就是按照惠英紅老師的臉重新P的,其它穿幫也是故意就要這麼操作的。
這樣一來,《我愛你!》就不再是單純的一部人間悲喜劇,當然了它也不是什麼燒腦路線啊,它不是這個類型方向,也到不了這個程度,但我們足夠做出一個全新而可靠的判斷。

老人常為戒的喪偶背景是真的,但這麼多年,已經孤單到了極限,所以他根據居家環境,幻想出來這段浪漫經曆。

他在公園看到的子女找父母來鬧事的場面,應該也是真的,但那是發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情,自從這個公園沖突的出現,常為戒就病倒了,說得再殘酷一點——
老常在那時就過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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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學還沒有結束,老常不是唯物主義上的絕對的死亡,他是被滞留在了中陰界,也就是梁家輝扮演的謝定山所提到過的那個地方,一個霧蒙蒙的,即将失去記憶的靈魂交界之地。

也就是我們最後看到的那個超現實主義的小屋,那片地域除了那間小屋,周圍沒有任何人煙,李慧如說她曾是大戶人家,這怎麼也不像大戶人家曾經住的地方,顯然它不是真實存在的。
而且這些創作痕迹,從美術到實際拍攝,再到最後剪輯的呈現方式,你都能判斷出來,這些絕對不是這部電影在後期制作時才産生的想法,這些就是在電影一開始,從企劃,從文本創作的時候就這麼設計的。
這些設定,韓延導演也從沒有跟四位主演講述過,我覺得有兩個原因,一是怕前輩們多想,别知道了謎底,就演出了“更複雜”的形态;二是,也确實沒有這個必要,因為這是導演層面的東西,它不是在表演時需要産生的靈感。

他們就在一團夢幻中玩水揮舞,是蠻對的。
但這樣一來,有些觀衆可能就混沌了,尤其是,一生緻力于電影隻有一個絕對答案的觀衆。因為整部電影全被颠覆了,在那些努力捕捉的生活常态下的寫實性,還有真善美和它所要批判的東西,它們是不是都被對調了,那這部電影該怎麼吸納那些它明面上的喜怒哀樂呢?喪宴上燃哭很多觀衆的頭三鞭後三鞭再三鞭,還算不算真的打出了響?
《我愛你!》到底愛的是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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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糖果與苦藥要我說,《我愛你!》愛上的就是一切普世的痛苦。

愛上了我們對這種痛苦感到麻木與習慣後又在某一瞬間清醒過來再去沉浸回這種痛苦的認知。

很多人說這部電影和年輕觀衆沒有交彙,我覺得不對,它不但有交彙,交得還很深刻。

當你意識到導演上面那些隐喻化的本意,你會發現,我們對一切美好的不信任,對厭惡本身的持久的偏執,對痛恨的依賴,這些時代下的性格,絕對是共通的。
一刷的觀衆會有很多直觀上的疑慮,比方說這幾位演技派的表演,尤其是男主角常為戒貫穿全片的行動狀态,太讨好年輕人了,兩對夕陽戀侶歡愉的蒙太奇,太MV了,這也是過分讨好年輕人的視聽。

但因為有了隐喻下的否定,你能明白韓延本人也是不信這些的,他不相信常為戒和李慧如那些快樂馳騁的日子,MV影像就是虛無的标簽,是所謂愉悅感在時間飛速流淌後的一廂情願的假想。

隻是他作為導演,拍一部商業片,在創作過程上自然也要充當着“讨好型人格”。韓延能信的是,悲觀本觀。

我們這是一個什麼年代啊,是一個不給老年人讓座就被老年人罵到上熱搜的年代,是一個誰扶她誰毀掉後半生的年代。
說白了,這個時代厭老啊,當然了這也是厭小的時代,它還是厭男的時代,更不用提,這是一如既往的厭女的時代。

這麼一看,我們厭惡的是整個世界,我們根本什麼都不愛,沒有那麼廣闊的心理空間去包容對立面,這是一個标準的完整的不可逆轉的抑郁症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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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電影确實也不多,電影院本來就是25歲的地盤,但《我愛你!》其實是一封遺書,它跳過了那麼多人生大部分,直接落在了遺書上的最後一句話,是對這個世界的不可糾正之處報以最大的遺憾,它離年輕遙遠卻又出自年輕。
韓延的世界觀的底色是灰暗的,他甚至把當年那部邪念重重的《動物世界》又搬進了這裡,老常這個角色就是這麼來到廣東的。

疫情三年,韓延投身于他的“生命三部曲”的執念,是因為在他身邊處處都有人踩在死亡的邊緣,對苦難了解越多,越是深陷其中,形成一個觀念的旋渦,無法抽離。他就跟你每天嫌棄自己的公司,詛咒自己的老闆立刻爆炸,公司爆炸,但卻沒有膽量不找下家就辭職是一個道理。
當苦難成了我們的續命之泉,我們就會把希望描繪成一道數碼暖光,疏通着我們身上一盤盤環繞的金屬管狀的脈搏,改造自己的人性。
重構回《我愛你!》,故事是虛幻的,男主角妄想了一路,那些事情也都沒有真實發生,但所有事件所形成的戾氣是真實的,抽鞭子的發洩欲望是真的,老人結伴離世的選擇甚至成了一種渴求的膽識與理性,這也是真的,反而所有的愛意是空中樓閣,因為戲中人沒有體驗過那麼多,甚至對很多人來說沒有存在過這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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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來看,留着後手的《我愛你!》可謂極端冒進,它甚至比很多目的性極其明确的,隻有一種劇情答案的大制作更加危險,它需要具備撫慰一般觀衆的功能,穿着普世價值觀的糖衣,讓觀衆帶着造夢儀式離開影院,同時又要找到與自己認知相同的潛在受衆,看穿現實生活的底色,看穿導演的糖衣其實是炮彈,認同這類作者表達的彼岸不是一種退路。

它最安全的不受到争議的方式就是不做一天的票房冠軍,安安靜靜地潛藏在宏大的主流電影市場中,距離戳破它的紙牆的距離和手勁總保持那麼一寸,它必須是這樣一種退而求其進的效果。

因為在它之前,這個市場還不能熟練地為它預留過空間,這個市場頂多是為導演過去的成績預留了空間。

老年人題材,青春片一般的講述,以及深藏其中的決絕的世界觀,能對這個市場有開拓性的,永遠是帶有質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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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王朔那句老話,年輕誰沒有過啊,你老過嗎?所以《我愛你!》是這個檔期裡最“私人”的表達,打了麻藥都消解不掉的澀,苦口,但不确定是不是你的良藥。
“給觀衆吃糖,給自己喂藥。”路演中的韓延當時是這麼告訴我的。
一部合乎投資方訴求的商業電影,最後隻想為難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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