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人類關系——尤其是持續的關系，比如長期的友誼或敵對——都極其複雜，充滿了無窮的經驗和意義。它們需要一種持續的、往往十分微妙的解釋工作；每個參與其中的人都必須不斷花精力去想象對方的觀點。
另一方面，用身體傷害來威脅他人則有可能免掉這一切；暴力允許一種更示意性的關系，比如“跨過這條線我就開槍，不然我根本不在乎你是誰、你想要什麼”。也正因此，暴力常常是愚蠢者首選的武器：人們幾乎可以說，暴力是愚蠢者的王牌，因為它是一種最難想出任何明智對策的愚蠢形式。
這裡還有一個很關鍵的限定條件：雙方在暴力能力上越是勢均力敵，上述做法就越不可能。如果一個人參加了一場相對平等的暴力競争，那麼确實最好要盡可能多地了解對方。一個軍事指揮官顯然會試圖了解對手的想法。隻有當一方在造成身體傷害的能力上具有壓倒性優勢時，才不再需要這樣。
而當一方擁有壓倒性優勢時，他們也很少會真的采取開槍、毆打或炸死人的辦法，通常光靠威脅就夠了。這會造成一個奇怪的效果，也就是說暴力最典型的特征——它能強加一種少有或根本沒有想象性認同的非常簡單的社會關系——在或許最不存在實際身體暴力的情況下會變得最顯著。
不平等本身可以被看做暴力的一種形式。結構性暴力的系統似乎總會産生極端不平衡的想象性認同結構。并不是說沒有解釋性的工作在進行——任何形式的社會離開它都無法運轉。而是說，解釋性勞動的重擔都被轉嫁到了受害者身上。
讓我從家庭說起。美國1950年代情景喜劇的一個固定主題，是女人多麼不可理解的笑話。當然，這些笑話總是由男人講的。女人的邏輯總是被看做陌生、不可理解的。而另一方面，人們卻從來沒有覺得女性在理解男性上有很大困難。這是因為女性别無選擇，隻能去理解男性——這時正是美國父權制家庭的全盛期，無法為自己獲得收入或資源的女性沒有辦法，隻能花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去理解相關的男性是怎麼想的。事實上，這種關于女性之謎的言論是父權制家庭的一個長久特征：結構确實可以被視為結構性暴力的形式。
女性總是在想象從男性的角度看事情是什麼樣的，而男性幾乎從來不為女性做同樣的事。這大概是為什麼在許多性别分工明顯的社會（也就是大多數社會）中，女性對于男性每天做的事情了解很多，而男性對女性的活動幾乎一無所知。甚至在隻是需要他們試着想象女性視角的時候，許多人都會因恐懼而退縮。
有意思的是，亞當·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論》（寫于1761年）中，首次注意到了如今被稱為“同情疲勞”的現象。他觀察到，人類似乎有一種自然的傾向，不僅去想象性地認同他們的同伴，也會因此切實感受到彼此的快樂和痛苦。而窮人總是過得很痛苦，所以出于自我保護的考慮，觀察者傾向于幹脆将他們排除在外。結果是，底層的人花了大量的時間想象頂層的人的視角，并且真的關心他們，而相反的情況卻幾乎從來不會發生。這是我真正想說的。不管其機制是什麼，似乎總是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無論我們讨論的是主人和仆人、男人和女人、老闆和工人，還是富人和窮人。結構性的不平等，即結構性暴力，總是制造出同樣不平衡的想象結構。正如斯密正确觀察到的那樣，想象力往往會産生同情，因此結構性暴力的受害者往往會關心其受益者，或者至少比受益者對他們的關心多得多。事實上，這很可能是（除了暴力本身以外）維持這種關系的唯一最強大的力量。”
摘自David Graeber，覺得和導演在這裡講的很像，摘在這裡。
//
真沒想到綠意蔥蔥的海報下竟是這樣的色調和故事…劇本靈，在現實框架下構築起豐富的社會細節描寫和思考，卻又不拘泥于約定的單次線性生命，像頭腦風暴實驗一樣，what if我将生命暫停，世界的邏輯是否有所變化，再遇見曾經相識的人，我們的關系會是怎樣，我是否依舊追随曆史中的等級關系；拉紮羅有一雙新生嬰兒般的眼睛，他的再蘇醒像新一代人到來，也像神的到來，而世界沒有起色。最後真看得一陣陣雞皮疙瘩，管家說是否能把那盤點心留下（從衆人人頭中間逼仄的角度拍-心胸狹窄-看得我心跳飙升），正是當年侯爵問拉紮羅能否割自己手指的恬不知恥的邏輯；猜到那個鋼琴運手的鏡頭下一秒就是風聲呼嘯，音樂消失（穆赫蘭道），而音樂來到窮人行走的大街上，有種昆汀願意在電影中改變二戰曆史結局的感覺。
銀行戲甯可不要，極明亮戲劇化，和整部的色調、表演還有邏輯都格格不入；看得出導演也想講下窮人的種種不足，但真的有些不适（他講到下級總是向上思考而上級從不向下思考，一種不平等的想象性認同結構，但有些地方真的刻意在挖窮人的不足，好像講了貴族一定要再挖挖底層一樣，很不适）；或許能在族人漸行漸遠音樂環繞時結尾（拉紮羅站定視角還不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