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1940年拉烏·華許的《卡車鬥士》類似，40-50戰後好萊塢左翼傾向的那一系列電影，這部片子也最終成為53年指控達辛的一大利器。此片隻要關注的是二戰之後的美國社會，移民湧入、大量從軍青年回歸社會，各種種族雜糅群居，同時代理地頭蛇和各種會道組織林立。此片中起碼出現了三對移民群體描述：男主角一家來自希臘、有東歐口音的蘋果農場場主和實行敲詐的意大利幫派。

與《卡車鬥士》相同，這裡卡車司機的營生也不像是當今普遍的單純貨運物流的線程任務，而是需要自己對接市場和目标消費者，從原産地買進貨物并且去市場出售。實際上更多是類似經銷商的工作，卡車長途隻是他們銷售工作的一個環節，并非其收入來源。這也導緻了行業亂象和欺詐的産生，并且較為機械的銷售方式帶來的是風險的加大，因為市場時常難以估計，司機們也沒有穩定的對接渠道。于是在兩部影片之中都有了不打工賊從中欺詐投機。并且由于卡車長途行駛的不規範導緻的交通危險和安全隐患（兩部片中都有角色因此喪命，更别提克魯佐那部環境更加極端的大作）拉烏·華許和達辛的現實書寫都在呼籲一個訴求：建立統一秩序和保障機制。

達辛在這個片子裡顯然隐瞞了最根本的問題和訴求的發出，而是使用了傳統公路片的脫險愛情最為收筆的動力，識破拜金女并抱得美人歸的團圓結局還是并沒有達成真正的批判導向。而對于片中完全呈現的卡車貨運市場的亂局給予真正解決方案的，則由數年以後另一位左翼移民導演完成——卡山的《岸上風雲》大聲提出工會的重要性并揭露了市場對于“反向運動”的自然排斥。巧合的是，這位來自小亞細亞的同道者正是在“非美運動調查委員會”聽證會中給予達辛背後一擊的人。

那一時期對于大車司機的書寫主要姿态都是類似《駱駝祥子》式左翼底關懷和市場生态描繪的作品。真正将這一類型上升到政治安排的展現，則要等到傳奇人物吉米·霍法的出現，而那個時候，對于大車司機這一特殊的道路通行者的描述，也脫離了卡車公路片這種傳統而古老的類型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