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動物城2》：看到現實，然後讓它先懸置

界面新聞記者｜實習記者盧燦秋記者徐魯青
界面新聞編輯｜姜妍

當《瘋狂動物城2》的主題曲《Zoo》響起時，夏奇拉極富特色的嗓音和動感的音樂，很容易讓人想起九年前流行一時的《Try Everything》。那一年，“Everyone can be anything”作為全球流行語，洋溢着開放交融、努力能夠實現夢想的普遍情緒。

2016年，《瘋狂動物城》上映，兔子女警朱迪與街頭行騙高手狐狸尼克合作揭開了一樁陰謀案。影片通過對不同動物種群的權力呈現，帶來對種族差異、制度偏見與社會排斥的反思。那一年的夏天，裡約熱内盧奧運會舉辦，開放、交流的熱情席卷全球。

如今再次回到瘋狂動物城，第二部依然保持了鮮明的現實隐喻性：它讓人意識到更少數群體的不可見性，繼續揭示從人類中心主義視角出發的經驗局限；影片讨論結構如何排斥了不同個體。但結局的反轉與問題解決稍顯順滑，相比第一部，它被認為在議題處理上變得更保守了。而在影片之外，我們面對的也已經是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這是一種膽怯與消解嗎？還是一種對現實條件的重新體認？

跳出叙事策略來看，這種“避免直接對抗”的方式除了單純回避，也或許正反映某種現實邏輯：在無法立即改變結構性困境時，先保證日常的維系，再逐步應對被懸置的問題。處在分裂、疲憊的時代裡，這不僅是影片的叙事選擇，也可以被理解為當代社會中不少人正在實踐的生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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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狂動物城2》海報走進那條傾斜的船

《瘋狂動物城》第一部在草食動物與肉食動物對壘的設置上，通過反轉讓人反思群體偏見。《瘋狂動物城2》則在前作基礎上拓寬了權力秩序的讨論維度：當街道裡走着體型外貌各異的動物時，你以為這個城市已經為足夠多元的物種共存了；但當幾乎不可察的蛇蛻出現，才發現還有更不容易被看見的群體。

在向來接受“蛇是危險動物”的宣傳的公衆與城市治理者看來，這是一次城市危機；而随着朱迪一行去探尋舊日記金屬封面的秘密與潛入爬行動物隔離區，視角發生了轉移：原來這是一場種群被驅逐後試圖重新獲得承認與可見性的百年努力。

在視角轉移後的影片後半段有兩處巧妙的設計，通過展現主流和邊緣的倒置，讓人反思文化慣習的定義與權力的關系。

第一處是來到沼澤世界後，海狸提醒朱迪和尼克，要獲得爬行動物的信任，首先得接受他們提供的任何食物。在熱衷冒險的過去十幾年裡，這越來越成為被人接受的“進入異文化區需遵守的準則”之一。生活在少有人涉足的地區的人們常被認為會吃各種稀奇古怪的食物，就像野外求生者貝爾挑戰過的一樣。

但在狐兔鼓起勇氣吃下蟲子後，得到的并不是荷蘇蜥出于“客人接納了我們的食物”的高興，而是整個酒吧對ta們“竟然真的吃了”的嘲笑，這有些違背預期。熒幕形象塑造權得到扭轉：“原住民”不再是熱心淳樸的形象，ta們可以惡意發起捉弄，“外來者”才是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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狸寶、朱迪和尼克在沼澤市場

另一處已經被很多觀衆注意到。在蓋瑞與朱迪被背刺，都處在奄奄一息的狀态時，蓋瑞對朱迪說：“你是我最好的溫血朋友，我能不能抱抱你。”許多人看到這裡會心一笑，在習慣了“蛇是冷血動物”的世界裡，往往被忽視的是，隻有少數群體才會被特殊命名和标記。

自媒體博主尉遲燕窩評論稱，“‘我們是溫血動物’是一種不必言說的主流，在電影裡很自然地延伸成了霸權。這就好像聾人朋友叫我們‘聽人’一樣的。乍一聽，诶？但其實這個‘诶’的反應就來自我們身處主流的習慣。”

除了影片故事本身設置的視角倒置，《瘋狂動物城2》其實還完成了另一層更隐蔽的“觀看轉換”：作為觀衆的人類與動物之間。《瘋狂動物城》系列一開始就在挑戰從人類經驗生發出的“常識”，例如狐狸不一定狡猾、羊不一定是溫順的。第二部對蛇的塑造正是這一傳統的延續。

影片呈現了許多少為人所知的蛇的習性。蓋瑞能夠“透視”金屬封面，這是因為蝮蛇等部分蛇類擁有可以感應熱量的頰窩；“冷血動物”并非喜歡低溫環境，屬于“變溫動物”的蛇的體溫會随外界溫度變化，氣溫較低時，行動會不可控地陷入遲緩。蓋瑞的太姥姥發明調節環境的氣候牆，并留下能夠傳承的印記，蓋瑞家族百年來在為“證明我們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壞蛋”而努力。這段故事在提醒觀衆，動物有自己的科技、文化與曆史。

《瘋狂動物城》把動物作為叙事主體，并不隻是在其身上投射人類社會的秩序，也在通過呈現這些反人類直覺的動物經驗，松動人類中心主義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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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瑞·一條蛇随身攜帶的解毒筆，按下後會發出提示音：請對準心髒紮下去。面對危險前，說些俏皮話吧

在《瘋狂動物城2》中，影片跟随朱迪、尼克等角色展開探案，逐步揭開隐藏在城市深處的陰謀與少數及邊緣動物所面臨的危險。這條“發現少數/邊緣”的叙事線展示了沖突再現的過程：在一個不平等的結構裡，系統順利運行并不意味着矛盾被解決，而隻是暫時被各種策略遮蔽；當協調失敗，它們便重新顯現。

在影片裡，遮蔽矛盾的策略是話語壟斷、恐懼政治。最後林猞猁家族的陰謀被戳穿，“氣候牆的發明者是一位蛇族女性”的事實被發現，狐兔成了搭檔關系課的優秀代表。但就像很多人批評的那樣，這個結局是美版包漢堡（對應“中式包餃子”），問題解決得太過順滑，這暗示了殘忍的現實：結構不會如此容易地被改變。

影廳燈光亮起、回到現實後的我們可以從過去和正在發生的事裡知道，一個系統裡的沖突對弱勢者造成更大影響，ta們付出更多協調勞動，往往承擔全部失敗後果。

《瘋狂動物城2》讓人看到了結構性的裂縫，卻又迅速以重建秩序的方式把裂縫封住。影片被批評“直面現實然後繞過它”。

另一處被批評“繞開現實”的是對狐兔沖突的處理。有評論指出，狐兔差異本可以承載對制度性偏見的讨論，但在影片中被轉化為價值觀摩擦與協作問題，原本可能進入制度層面的現實議題，滑落為個人成長叙事。

然而，從當下的社會狀況與公衆情緒來看，這種“關系化處理”未必是逃避。制片人伊維特·梅裡諾（Yvett Merino）在采訪中将朱迪和尼克視作“人與人之間共同生活的某種實驗”，若将電影理解為對現實處境的應對探索，朱迪與尼克處理沖突的方式提供了一條可參考的路徑：當結構難以撼動時，通過可掌控的關系建構來回應不可控的結構困境，以信任與勇氣的日常實踐代替對權力的直接對抗。

誠然，個體難以通過單一行動撼動結構性問題，但面對現實的時候，将關系、信任與日常倫理作為情感基礎以維系生活，可能正是許多人在當下所選擇的生存方式之一。這種維系并非私人層面的行為，也可以是一種情感政治：通過情感和關系維系日常生活的可持續性，延緩結構性危機。

在“把結構化為可管理的日常”的邏輯之外，本片呈現的另一重要情緒轉向是非英雄主義叙事的出現。

在朱迪、蓋瑞和寶伯特一行駛向電力控制室的路上，朱迪正在緊張規劃路線，蓋瑞安慰她“我們一定會成功的”。“一百年來我的家人一直在證明我們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壞蛋，哪怕是現在，ta們也不會要求我用肩膀抗下所有責任。”蓋瑞說，“因為，我沒有肩膀。”

除了最後這個讓人意想不到的小笑話，這段話打動無數人的是“家人不會要求我用肩膀抗下所有責任”所意涵的對個體挽救命運/世界的責任的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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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瑞、朱迪與尼克

傳統迪士尼動畫常常擁有的英雄，是以責任、犧牲與純粹的勇氣驅動行動，承擔拯救他人或世界的叙事任務。例如《白雪公主》《灰姑娘》中的王子、《獅子王》中的辛巴與《大力士》中的赫拉克勒斯。即便是在性别表現有所突破的《花木蘭》，其中依靠個人行動力改變國家命運的木蘭形象也是這種傳統英雄叙事的延續。

可以看出，蓋瑞的行動方式呈現出與之相異的特征：他不被要求為拯救家族命運承擔所有責任，依賴關系、情感與互相幫助，而非超群的力量，獲得成功。

這種形象之所以能引發強烈共鳴，與當下的公衆情緒密切相關。九年前《瘋狂動物城》播出後，“Everyone can be anything”成為了強情感意志的流行語，其背後是時代朝氣蓬勃的向上氛圍，人們相信依托個體努力可以改變命運。而在今天，比起激勵，公衆更需要溫柔、理解與互相體諒。

這一情緒轉向也可以從國内互聯網的輿論動态中看到端倪。近期，“辭家千裡又千裡，務必争氣再争氣”這句話快速流行，又迅速遭到批評：它起初被視為離鄉追夢者的勵志叙述，但随即不少聲音質疑如何定義争氣與為誰而争氣。這正呈現了嵌在當下公衆情緒裡混合着的焦慮與疲憊，一味強調個人能動性與責任承擔的叙事已難回應。

至此，在呈現了現實境況的壓力之後，或許可以重新理解前文提出的“繞開現實”的是非。“繞開現實”并非隻能被理解為影片叙事上的回避，更是當下普遍出現的生存策略：在無法立即解決結構性難題時，先讓日常以某種方式繼續下去。它未必是膽怯和懦弱的。

面對現實，比起“繞開”的态度，更準确的描述是“讓問題先懸置一會”。就像《瘋狂動物城2》影片結尾一樣，還在逃竄的兩百多個罪犯并沒有被忘記，而是火獸節開始了，我們可以先跟着唱“a zoo, ooh, ooh”。生活在如此分裂的當下，很重要的是，如此尖銳的分歧、争端不必由我們這一代實現解決，此刻可以先緊緊抱住願意互相擁抱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