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曾經有一次，在特羅卡德羅廣場附近四家咖啡館中的一家，有人（某個電影愛好者）聲稱世界上最偉大的電影人是某某，但尼古拉斯·雷或許拍出了世界上最美的電影。有一天晚上放映的是《沙漠大血戰》，另一天放映的是《高于生活》。尼古拉斯·雷總是與衆不同，仿佛他和電影之間有着某種特殊的聯系，值得我們去守護。我們早已知道他的職業生涯并不輕松，也知道它終将破碎。雷比威爾斯更像個失敗者。隻不過，或許失敗有時也意味着成功。從容的浪漫主義？沒錯，但我們也知道——他在接受《電影手冊》采訪時也說過——對他來說，電影才剛剛起步，我們隻看到了它的一線曙光，它會帶給我們驚喜。對于一位好萊塢電影人來說，這番話有些奇怪，我們不應該忘記。 《我們無法再回家》于1973年在戛納上映，并在1980年雷去世後被重新發現，并以英語在Action-République影院秘密上映了一周。這部電影證明了我們當時的判斷是正确的。我們認為他“特殊”是正确的，因為盡管他不再拍電影，但他在去世後完成了電影創作的閉環。他擁有獨特的創作軌迹，是唯一一位在最近的冒險中追随他最鐘愛的兩大主題——青春和電影——的電影人。在他20世紀70年代初的流亡和隐退中，他是同輩中唯一一位親身見證年輕人和電影發展的電影人。這并非因為他在晚年别無選擇，才會嘗試一些新的“體驗”，而是因為他是那種隻能與時代同步的電影人。正因如此，戈達爾才如此熱愛他。正因如此，在我們的想象中，雷和他的電影才不會衰老。 《我們無法再回家》隻是雷1973年的又一部電影。又是一部關于青春的電影，關于68年後的青春，健談且慷慨，嗑藥又務實，暴力卻感傷。又是一部關于教育的電影，雷的偉大主題，這一次，他展現了自己最真實的自我：一個名字，一份褪色的榮耀，一位曾經執導過《無因的反叛》的電影老師。又是一部關于并非父親的父親的電影，他們戲弄着俄狄浦斯情結，模仿着他們的死亡，打上我們無法解開的結。雷是一位高高在上的電影人：在影片的結尾，他在夜裡，在驚恐萬分的學生面前，在谷倉裡上吊自殺。畫外音裡，被吊死的人對着一個年輕人低語：“彼此照顧。”我們怎能不想起《夜逃鴛鴦》？又是一部關于回歸的不可能，關于匆忙的奔波，關于思鄉之情的電影。這部電影獨一無二：一位電影人将他電影的本質分解并重組。銀幕上布滿了更小的影像，它們顫動、共存，最終變得模糊。尖叫聲和忏悔聲漂浮在黑暗的背景上，但這黑暗的背景有時是孩子們畫下的帶屋頂的房子的影子。不再是人物的家，而是“不再有家”——電影院——影像的家。我們再也回不了家了……1977年，首屆《電影手冊》周在紐約布利克電影院舉行。我得知，當時正在一個街區外教書的雷，在《第二号》放映時剛離開影院。我追了上去，互相介紹認識。他不喜歡戈達爾的電影，覺得太刻闆、太知識化、太自我毀滅。我暗自竊喜。他承認，在戈達爾之前，他拍過一部這種類型的電影，但膠片在另一次剪輯時丢失了。1980年，他的遺孀蘇珊·雷帶着這部電影來到巴黎。她想按照雷的意願完成它，重新剪輯，添加一些内容，因為他對這部電影并不滿意。她是對的嗎？我不确定。可以肯定的是，世界上沒有一家電影資料館會在自己的收藏室裡沒有《我們無法再回家》的拷貝時安心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