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e journée particulière

特殊的一天

這是在玩弄文字：“特殊的一天”(une journée particulière)——不同于有别者（les autres）的一天，我的不同于其他日子的日子，或不同于别人日子的日子。對她而言，她是五六個孩子的母親，那一天沒有丈夫或孩子相伴；對他而言，他是已然“特别的”人，擁有人們所言“特别的”愛情。但其實，更重要的是“特殊的一天”的另一層意義，即“某物歸于某個個體（particulier）”的含義，它是屬于您的，而不是屬于所有人的。

影片講述的，便是她發現并占有這種“特殊性”的曆程。先于這一曆程，這一私人的故事(histoire au privé)，電影以一段相當長的新聞片開場，這是公共的曆史（l’Histoire au public）。在斯科拉的電影，如《我們如此相愛》（C'eravamo tanto amati，1974）中，以曆史開場并非是為了要建立一個參照語境（即使他這樣做了，也是最低限度的：此時，法西斯統治，“不容忍和壓迫更加直接，暴力”斯科拉語），也不是為了框定讨論政治和社會話題的心理劇框架；而是為了把曆史影像本身直接放上舞台（mettre en scène），讓這些影像出演角色。這是曆史作為曆史，作為其自身被呈現、被再現、在曆史紀錄片中被放上舞台的樣子：由解說者的聲音不斷援引，用于詢喚觀衆認同的黑白影像。比如：希特勒抵達意大利，明天他将到羅馬，諸如此類。而另一個“電影”，即故事，從第二天清晨開始，以一個俯拍掠過一棟巨大的磚砌建築，它們顔色依然黯淡。若在其中還能見到“曆史”，那隻是為了看它随那些追随它的人一同消失。他們不過是那些搭上它列車的人，成無形的洪流，黑衫的黑色洪流，母狼之子的洪流……别處還有大衆、巨大的紀念碑、凝聚的，緊密的，紀念碑式的認同。然而，它（曆史）并未完全消失：從黑與白，從整體的灰，到隻剩下一種乳色的白，一種蒼白——一種日常生活的蒼白。而這日常，又被幾處黑色的斑點所打斷：依舊以影像的形式出現的“曆史”的斑點；被收集下來的斑點（她虔誠地藏着一本墨索裡尼照片集）；被制造的斑點（一個用紐扣拼成的墨索裡尼肖像）。“聲音”也是如此：那台永遠尖細刺耳的收音機的聲音，它的銳鳴卻在樓房的空曠空間中逐漸消散；門房太太的聲音，她是電影的第三個角色，與這些影像、收音機地位相同，作為一種警察式的中介，介于它們與私人生活之間。

這就是“可見的”，即“公共的”部分。至于其他的，私人的、個體的、不可見的部分，斯科拉還是以那些早已在那的影像來遊戲（jouer）——它們屬于電影的世界（通俗畫報、情節劇、滑稽劇）——且一如既往，他以悲喜劇的方式來處理它們。兩個角色，一女一男，索菲亞·羅蘭（Sophia Loren）與馬塞洛·馬斯楚安尼（Marcello Mastroianni），兩人早已是銀幕與欲望的對象，早已作為銀幕情侶而被大衆熟知。要讓他們産生聯系，便無需繁複的鋪墊：隻需一隻飛走的鳥就夠了，她為捉回它而走進了他的家。圍繞着他，很快，就聚集起來了戲劇性的，謎題的所有要素：一把左輪，一通神秘電話，門房太太的那些流言……而這一切，最終隻是為了揭示他是同性戀者，反法西斯主義者（順帶指出：這一次，同性戀并未與法西斯主義相聯）。“同性戀”，也就是：一個既不契合通俗畫報，也不契合她的幻想的形象。正是這種無法消解的細微差距，成為了情節的動力源，促成了她的轉變。她發現了自己的欲望，和匮乏，而他兩次将這種匮乏回贈予她。第一次，是當他拒絕了她對“男性”的請求（那種具體化的、肉身化的墨索裡尼式的男性）；第二次，是當他也離去并加入曆史（他被兩名警察帶走，像所有與他相似的人一樣，被關押到撒丁島），他留下她獨自一人，背負着這一天的重量，面對那仍在繼續的曆史……它不斷再生産着它自己的社會規範。因為，就像一切寓言一樣，故事最終以一個循環收尾：曆史回來了，和她的丈夫孩子一起。而她，已在别處，在這場宏大表演的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