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以其蘊藏的藝術瑰寶和承載的厚重曆史價值為人文曆史類紀錄片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也無疑是無數紀錄片愛好者鐘愛的題材。最近由騰訊新聞與敦煌研究院聯合出品、立春工作室制作的《敦煌師父》第二季已上線。不同于以往常見于電視節目中的敦煌紀錄片所呈現的恢宏壯麗的華彩樂章，《敦煌師父》作為網生紀錄片以一種平實而輕快的節奏譜寫了關于敦煌的另類曲調，取千年敦煌文化中的一粟，聚焦于十幾年如一日堅守大漠的敦煌研究院工作人員的師徒情與匠心傳承，講述他們如何與時間交手，照看着莫高窟這座終将消逝卻又亘古不朽的藝術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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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師父》第一季選取了敦煌研究院壁畫修複、考古研究及數字化保護研究領域的三組師徒關系。相較第一季，第二季把視角放在“敦煌中生代”這承上啟下的一代人，為了帶領觀衆更深入、多維度地了解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保護、研究與弘揚工作，這一季采用群像的形式，選取三位主人公：修複師楊韬、壁畫臨摹師韓衛盟和講解員劉文山，通過對他們工作與生活的刻畫，呈現文物保護修複、美術臨摹、文化弘揚三個不同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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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師父2》：宏大叙事下的人本觀念與個體情感作者：秦雨濛編輯：張先聲以敦煌守護人的師徒關系為微觀切口“無論面對多麼宏大的命題，人永遠是故事的主角。”《敦煌師父》第二季的分集導演洲洲在導演手記中寫道。修複師在工作之餘的閑談與逗趣、美術所臨摹師們的激烈讨論、講解員打卡後拿到洞窟的鑰匙、工作面臨瓶頸時的挫敗、在畫室裡煮上一碗熱騰騰的米線......這些在敦煌題材紀錄片中鮮少見的畫面被完整呈現在《敦煌師父》中，我們得以看到他們在專業采訪和具體工作之外的生活影像。在《敦煌師父》第二季的預告結尾，敦煌研究院的一位位工作人員在莫高窟通往研究院那條被白楊樹茵籠罩的柏油路上、在洞窟裡和工作室的臨摹壁畫前面對着鏡頭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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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開始，立春工作室想要做一個關于敦煌的綜藝節目。當時敦煌還沒有成為新國潮下的火爆IP，雖是一門顯學，但大多數人對于敦煌的印象是美好又神秘且遙遠的，最開始的方案是做一個現代藝術與敦煌相碰撞的節目，但經過大量對敦煌主題節目的觀察和在敦煌當地的前期調研後，他們發現藝術類節目實在是太多了，而他們接觸到的研究院的守護人們是非常淳樸可愛的。“我們發現關于敦煌藝術的節目稀缺性并不強，而且當時市面上都是聚焦于河西走廊、絲綢之路等‘大敦煌’概念的節目，真正缺少的其實是人的故事，研究院專家和工作人員很多，隻是他們不在聚光燈下，沒有被關注到。”在調研中，丁淼等節目主創團隊發覺敦煌研究院獨特的傳承關系：保護所的修複工作大多以師父帶徒弟的傳統形式進行接班交替，一個師父帶一到兩個徒弟，師父會将自己畢生的工作經驗與技巧傾囊傳授，如修複師楊韬，89年高中畢業來到敦煌工作，師從李雲鶴，從和泥學起，直到成為了專業的修複師，目前最早和自己一起工作的徒弟也已經帶了二十餘年。由此，一份以師徒情感關系為核心概念的節目策劃案交到了敦煌研究院手上，在此之前與研究院合作的平台和媒體大多注重曆史、文化知識的灌輸，而非研究院普通工作人員——這些敦煌守護者們的傳承故事，他們的生活和師徒情感，這便是《敦煌師父》的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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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的《敦煌師父》依然延續傳承故事這一脈絡，但節目的焦點已然發生變化。鬥轉星移，自1944年敦煌研究院成立至今，一代專家前輩已退居二線，70後甚至80後的中生代成為研究院的中流砥柱，他們既要承襲敦煌先輩的精神和技藝，同時需要給予思維更加開放、親近高新科技的敦煌新生代以指引，肩負傳承與突破的雙重責任，還面臨着如何與科技共處的課題。這是敦煌研究院趙林毅院長的建議，他希望鏡頭對準的是研究院的中生代和年輕人，并且希望以群像的形式來呈現。相對于《敦煌師父》第一季中一對一的師徒關系，第二季呈現的則是由師父帶領的一個團隊如何朝夕相處、完成目标。如何在完成群像刻畫的基礎上保留對具體的人的狀态與情緒的呈現，又将其統一于故事之中是第二季的難題。制片人方奕晗表示，這一季的思路的重心從人物轉變為事件，“在上一季中出現一處明顯的遺憾，我們尋找到了合适的人物，但在拍攝期間沒有明确的事件，所以在叙事上缺乏動力，所以我們五月來調研時溝通了研究院的工作計劃，用事件帶着人走，人物和事件是分不開的。”在第二季中，研究院工作人員在工作中的喜悅與頹唐、工作之外的生活細節和感想亦得到了更全面的展示和訴說，這與這一季選擇的後期前置的方式不無關系。節目從7月初開始拍攝，8月初結束，一個月内三組故事同時推進，後期剪輯指導進入到了選題溝通和拍攝過程中，後期前置使得剪輯工作者能夠将後期制作角度的意見傳達給節目策劃，提前了解現場和人物，融入故事，省去了大量看素材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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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紀錄片的演變之路與網生紀錄片的新視野
敦煌一詞，最早見于《史記·大宛列傳》：“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東漢應邵注《漢書》時，将字面之意解釋為：“敦，大也；煌，盛也”，取盛大輝煌之意，寓繁榮昌盛之願。以往敦煌主題的人文紀錄片大多也如同敦煌其名，恢宏大氣，制作精美，擁有跨越千年的時間跨度和汗牛充棟的文獻資料。1979年上海科教電影制片廠制作的科教電影《敦煌藝術》以實地拍攝和展示為主，拍攝并解說了敦煌壁畫、雕塑等藝術作品和敦煌曆史、敦煌文獻研究，讓當時的中國觀衆能有機會較全面領略敦煌的藝術。1980年中日合拍電視紀錄片《絲綢之路》以尋訪、旅行為線索，觀衆視角跟随攝制組從西安出發一路西行，重走絲路。2010年左右的《敦煌》挖掘了敦煌的微觀曆史，将鏡頭對準于生活在敦煌和對敦煌有重要影響的人物，以情景重演的形式進行虛拟再現，串聯起敦煌的前世今生。《敦煌畫派》、《敦煌伎樂天》聚焦敦煌藝術其中一個類别，集中展示了敦煌繪畫和音樂的演變史。2021年騰訊視頻出品、跨國團隊制作的《敦煌：生而傳奇》講述從大漢到晚唐衆多曆史人物的傳奇故事，探究敦煌從偏僻的邊陲小鎮變成國際商業樞紐和藝術宗教中心的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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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來看，敦煌題材人文紀錄片以“宏大”、“全面”為主要特點，形式更多選擇講解、搬演。敦煌文明縱向是綿延了兩千年的曆史，橫向涵蓋了地理、軍事、文化、藝術各個龐大的闆塊，每個闆塊中都有複雜的細緻分類，相互之間盤根錯節，如莫高窟中，大到一尊塑像，小到壁畫上的一個花紋，都能追根溯源，有可講的故事、能探究的學問，因此大部分制作者着重于恢宏的曆史觀和時代命運，無法掙脫出“大敦煌”的概念，因循人文曆史類紀錄片的精品主義路線。在這一宏大叙事之下，碧血黃沙和千載烽煙之中，耳邊是無數英雄史詩傳奇，擡眼是洞窟中的飛天和菩薩，具體的人的故事被掩沒着，等待被發掘。《敦煌師父》選取的視角是敦煌主題紀錄片的突破和補充，這既是敦煌題材陷入宏大叙事的慣性後的一次探索，也是由紀錄片在流媒體時代的轉型所決定的。紀錄片經曆了電視台制播、台網融合下媒體網站傳播和流媒體平台制作三次浪潮，創作理念和特征也随之變化。在傳統電視媒介語境中，曆史紀錄片“需要具備曆史厚重感的史性與哲學凝思的詩性”，承載着影像史學的價值。2016年的《我在故宮修文物》展示了文物修複師們“接地氣”、“不端着”的工作和生活，在互聯網空間引發現象級讨論。《如果國寶會說話》、《我是你的瓷兒》等聚焦非遺文化的紀錄片以拟人手法和年輕化語态突破圈層，注重娛樂化和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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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師父》具有網生紀錄片的年輕化、有網感的特點，節奏輕快、解說語言日常生活化，第二季為了符合現在觀衆的觀看習慣調整了時長，将一個故事拆分為兩集。但節目并不刻意追求輕量态，制片人丁淼表示，敦煌是具有一定文化積澱的題材，面向的觀衆是對敦煌有大緻了解的群體和對敦煌存在好奇的群體，她不希望完全抛棄曆史文化的厚重感而刻意貼合熱點話題，必要的背景知識需要在節目中鋪墊，讓觀衆從心理和視覺上走入敦煌，“我們希望它還是一個有曆史沉澱、有大國自信和文化情懷的節目。”在确定的節目調性基礎上講述個體故事，捕捉在“莫高精神”口号下敦煌守護者的世俗神性是《敦煌師父》的突破口。“在做前期策劃時，我很擔心我們的拍攝對象會過于‘了不起’。我擔心他們對着鏡頭，會說出‘使命’、‘責任’這種話。好在，他們沒有，他們給了我無數細節來展示他們的‘普通’。正是這些普通的、小小的人，在宏大環境裡奮力使勁兒的樣子，才顯得彌足珍貴。”第二季總導演露華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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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起巨石的西西弗斯-平凡人譜寫的傳奇在《知識考古學》中福柯曾寫道：“人類的痕迹就像沙灘上所畫的一張臉，不可避免地将會被即将來臨的海浪抹去。”莫高窟注定要面臨物理消失的宿命。壁畫上斑駁和黑灰色是落下的灰塵和鉛丹顔料的氧化，大面積的空白是壁畫與地仗中的岩體存在縫隙、岩體往下坍塌造成的空鼓和脫落。牆壁上的劃痕和筆觸來自各個朝代，仔細看還有俄語，是十月革命後逃難來的白俄人被關押在洞窟時寫下的；古時每到四月初八浴佛節，老百姓會來洞窟居住，洞窟裡有燒火做飯的煙熏；戰争時來到敦煌的外國人曾粘走壁畫，或摳去壁畫上的金絲和塑像上的寶石……千年來曆經暴雨沖刷、大地震和戰争，所有痕迹層層疊疊覆蓋在洞窟原本的模樣之上，那些繁盛與輝煌，到最後或許隻留下一片迷人的廢墟。“以微薄之力，投入一場與時間的較量”是《敦煌師父》第二季為研究院工作人員們作的注腳。“大自然的力量是我們無法抗拒的。”修複師楊韬老師說。他們明了這些壁畫和塑像終将面臨的命運，可還是要與之一搏，這種搏鬥既帶着悲劇式的英雄主義，也不乏一種尊重時間和變化的樂觀古樸的哲學智慧。近年來，敦煌研究院的修複理念從搶救性修複變為預防性修複，修複師們竭盡所能延續壁畫和塑像壽命，同時保護洞窟中的所有曆史現象，楊韬老師說：“我們就像這些壁畫和塑像的醫生，給它們做手術，但是盡力而為，實在沒辦法處理就交給後人，等到有更好的技術和材料時再解決。人可以一代一代繁衍，壁畫是無法再生的。”“這是一個西西弗斯的故事。”制片人方奕晗說，“但他們不是一個人在推石頭，是一群人在推，一代接着一代。”是什麼把他們留在大漠，甘願成為推動巨石的西西弗斯？怎樣講述這樣一個故事，而不落窠臼，陷于責任與使命的老生常談？“情”也是《敦煌師父》第二季中更為強調的，創作者試圖探求每一個拍攝對象的獨特經曆和思考以及他們對于莫高窟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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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考慮宏大與個體的平衡，莫高精神是融入到他們的一言一行之中的，我們所做的就是呈現每一個真實立體的人。”講解員劉文山講到他每次面對新來的遊客的欣喜和緊張，很多慕名而來的遊客可能是退休的教授、中科院的院士，或是對莫高窟了如指掌的曆史文化愛好者，而敦煌研究更新叠代很快，又要保證專業知識的嚴謹，還要講得引人入勝。修複師楊韬提到03、04年的時候，他在修複塑像時出去乘涼，遇到了一個台灣遊客，聊天之後送給他一個當時市面上還沒有的四節手電，他至今還保留着。美術所的窦偉複原了截金工藝，即是将金箔切成0.12至0.15毫米的細絲，用牛皮膠在畫作上勾線，再将金絲粘貼上組成精美紋樣。這一傳統工藝因為太過複雜被後世簡化為用筆描金，如果不了解制作工藝，很容易便會将截金武斷地看作是描金。“可能唐代那個工匠在做截金的時候，就在等一個人來理解和發現他，我在想那個人等了一千多年，等的可能就是我。”也不可謂不是一種“朝聞道，夕死可矣”。将“使命”和“工匠精神”這些概念拆解開來，敦煌傳奇其實是無數巧匠、面壁人對于他們工作的體悟和追求，用一朝一夕編織成的，他們在日複一日重複性的工作中修行曆練，保持熱忱和好奇，在面壁之時與古人對話，于是在一筆一畫中發現詩意。以平凡工作者在工作中的熱愛和價值實現為牽引，關注他們真實的生活狀态、情感和情緒，講述平凡人如何鑄就傳奇，是《敦煌師父》第二季對于敦煌守護者們堅守大漠的追問與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