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教育、教師、黑闆象征着現代文明的力量和意義，許諾着對愚昧、貧窮中的人們的拯救，那麼，我們剛好看到，也正是現代文明、現代社會的災難，毀滅着教育和接受教育的可能。《黑闆》的寓言，由此成了對第三世界現代化神話的、極為辛辣而辛酸的反諷，成為對現代性話語自身的質詢。這個故事中有三代人：老人返歸故鄉去死，本身是一種對傳統文化的守護，他們恪守傳統，尊重故鄉，某種葉落歸根的信念支持着他們艱難跋涉，返歸故鄉。而年輕一代，則全力地掙紮在生命線上，活下去成為他們必須付出全部生命的掙紮。其中成人/中年人的一代，由巡回教師來代表，他們試圖給出某種救贖，造成某種改變，但他們無法給出人們的基本需要，因此為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所拒絕。影片的深刻之處，正在于它呈現出傳統、古老文明的死亡，并非如現代性規劃所許諾的那般，出自現代文明的正面改寫，而僅僅出自現代社會的災難與毀滅性力量；由于這毀滅力量所“創造”的蠻荒，而徹底抹去了現代文明及其他文明的救贖可能。
已有太多的學者讨論過現代民族國家對于現代世界的意義。它作為資本主義的全球體系的基本單位之一，作為現代化進程的産物，是現代世界最大的神話之一。其合法化與天然性的論述基礎，是建築在民族叙述：種族與文化的同一性之上。但在今日世界上，卻有太多的“民族”國家的建立并不具有種族、文化的同一性基礎，而且幾乎沒有其曆史形成的淵源、脈絡，而僅僅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現代化進程暴力分割的結果；在許多情形中，正是現代民族主義，以其神聖的叙述，遮蔽了這晚近曆史中的暴力書寫。在薩米拉的表達中，現代民族國家的疆界将人們分割開來，但它卻未必如其所許諾的那樣，為其疆界内的國民提供有意義的保障。而另一組由孩子所組合的馱隊，則以另一種方式表達這份隐忍卻有力的質詢。影片作為民族寓言的寓意之一，則似乎正在于返身質疑“民族”國家這一現代核心神話。
在戛納電影節上，當莎米拉接受訪談，被問及影片中呈現的哪些是想像，哪些是現實時，她答道：很難将它們區分開來。每一處想像都是現實，每一種現實呈現都是想像。她繼而反問道：你認為我可能坐在戛納來想像庫爾德人的生存麼？惟一想像他們生存狀況的可能是到那裡去，加入到他們的生活中。我們正是從這段話中看到，影片中的确不存在着一位文本内的叙事人、一位外來的“自己人”，但影片的叙事、影像與意義結構的建構，卻無疑參照着一位外來的“自己人”的視點。可以說，正是薩米拉本人出演了這個重要的文化角色。作為一個觀看與叙述的主體，薩米拉無疑體現了充分自覺的第三世界批判知識分子的主體意識，但相對于庫爾德人的主體存在，相對于他們艱辛的生存現實，薩米拉所出演的卻無疑是一個異己者，一位結構在文本内部的異己的觀者。換言之，影片《黑闆》毫無疑問地向世界（準确地說，是歐美世界），展示了伊朗社會底層、庫爾德地區的生存圖景，質詢并挑戰着種種現代性神話；但相對于庫爾德人而言，影片《黑闆》或許正如巡回教師背上的黑闆一樣，因過分“奢侈”而毫無意義，甚至同樣點染着某種荒誕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