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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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三萬裡》是一部非常中國化的電影,也是一部隻有中國人能拍出的電影。

有一點極為難得,本片的精神内核沒有染上現代自由主義的濫觞,它很傳統,很悲壯,字裡行間流露出對逝去往昔的追念;它展現了我們想象中,理想的唐人風貌,那個尚未“文官化”的中華民族。

整部電影長近3小時,卻絲毫沒有冗長累贅感;叙事與曆史交融一體,輔以詩文配合場景,人物心境、階段的轉換,将動畫電影的優勢發揮得恰到好處,又無喧賓奪主之嫌。

電影以高适、李白二人的視角,講述了盛唐之世,在一個講究門第出身的時代,空有才華的高李施才無門,結為知己,心心相惜,互相成就。卻逢安史之亂,兩人的命運又因自己的選擇,走向截然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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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适和李白最大的區别是對建功立業的理解完全不同。片中有一段二人的對話,揭露出兩人的區别:

李白:總有一日我要投身道法,尋修仙之道,長生之法。在這之前,我要先去取功名。 高适:李兄,子不語怪力亂神,修仙之事,太過虛幻。

李白的終極向往是脫離塵世,得道成仙,他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中虛幻的一面。

高适是世俗的,建功立業本身便是他的目的,他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務實的一面。李白與高适心心相印,互相成就的故事,體現的是中國傳統哲學中體用的辯證關系。

無形無為,道之體也。成濟萬物,道之用也。

“道”有道路的含義;道是人走出來的,而非現成的事物。古人所謂的理想,是對道路的選擇。

思想決定道路的選擇,這是道的本體,選擇體現了道路指向的成果,這是道的功用。

少年時期的高适一心隻為功名,重振家族榮譽,如果沒有遇到李白,他的成長軌迹會無限趨近“用”的一面。

李白的出現,改變了高适的成長軌迹,在他偏執、木讷的生命色彩中,注入了靈動、鮮活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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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的真實時間線是安史之亂後,吐蕃第一次攻入長安,皇帝出逃,大唐淪陷。

此時的高适已經成為劍南川西節度使,他随郭子儀平定安史之亂,身經百戰,位極人臣,建立了屬于自己的功業。

電影以高适口述倒叙,講述了三個時代:開元盛世、安史之亂、吐蕃入侵。影片實講高适,虛寫李白的手法,極為精妙。

事實上,李白從未出現在正式的時間線中,一直活在高适的口中。前面說過,李白和高适一虛一實,體現了哲學上的體用關系。

二人互相影響,共同成長,并不是李白單方面的引領。

李白是詩仙,是谪仙人,他代表了着純粹高尚的精神,一種詩的意志。這種精神指引着高适,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斷前進。

李白通過相撲,教會高适“虛實結合”套路。高适在戰場上,利用虛實,擾亂敵方的信息,打了個時間差,反敗為勝。

高适避免了當年哥舒翰被逼,勉強出潼關,最終全軍覆沒,慘敗收場,安史之亂一發不可收拾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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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長安三萬裡》是一部悲傷的電影,帶我們追憶了民族的往昔,那個最強盛時期的崩塌。

但是,編劇似乎還嫌這種悲劇不夠慘烈,為我們埋了一根針,隐隐刺痛:那個年少調皮,古靈精怪的小杜甫。

誰能想到,如此樂觀開朗的孩子,最後盡寫出最悲痛的詩句,一想到這裡,便更唏噓了。

“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