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希法國三部曲：《拉孔布·路西安》《影子部隊》《克蘭先生》…對于故事而言，洛塞處理顯然下風，相比安氏不幾年之後的《職業，記者》…好在亞曆山大·圖爾尼爾扛起重任，豐富的手持鏡頭和絕佳構圖（從《幽情秘史》處可見洛塞對此大有要求）接管了因故事銜接遲鈍導緻的情緒空白。
“克蘭先生”的另一重身份當然可以作為希區柯克式“麥格芬”的影子來解釋，不過終了鏡頭凝視逐節閃過的車皮中無神的面孔，德龍裹挾其中，或通向達豪和奧斯維辛——洛塞已然笃定絕不賦予此片“身份困境”或“錯位懸念”上的解釋。作為暴力的施加對象，所謂猶太身份是純粹政治的概念，而暴行的發生則是其去政治化的結果。
...洛塞避免影片有絲毫懸疑質感或“私人偵探片”的類型傾向，為的是充分說明結構性與非理性結合導緻的無差别暴力——成為一種消費的對象，并且不斷再生産出第三第國種族政策的生産條件。德隆徹底的一頭霧水并不是懸念叙事找不到謎底的開關，而是洛塞不需要一個看似揭開一切故事謎團的邏輯解釋，在一種強大決斷力前，邏輯和“合乎常理”是不可獲求的。在此，導演不允許任意的觀看快感和解密托辭來削弱嚴肅性，即便這個故事本身極其富有情節上的吸引力。《克蘭先生》是與《辛德勒的名單》《浩劫》同理的影片，但不乏有觀衆帶着欣賞《紅袍與黑幕》和《戰鬥列車》等二戰類型故事的心情去期待這部電影，結果自然是被向來也精熟類型的洛塞婉拒，也許這種文本和影像講述之間的落差是被有意設置，為的是帶來更加猝不及防的心理沖擊。我們應該完全肯定洛塞一絲不苟的嚴肅性，因為他作為一個曾經切身體會的人，雖然沒有經曆波蘭斯基那般，卻也直接領教了民主中的悲劇，在50年代初的那場好萊塢風波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