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世紀下半葉起，法國女性就持續地進行着有組織的鬥争。20世紀六七十年代，婦女解放運動席卷西方，這一場運動在法國開始于1970年，人們常常把這次運動稱作新女權運動。《德菲因與卡羅爾：反叛缪斯》（以下簡稱《德》）以女演員德菲因·塞裡格和錄像藝術家卡羅爾·羅索普洛斯的會面為引線，為觀衆重現這場曆時十年之久的新女權運動。本文将從這部紀錄片出發，從背景和實踐等角度探讨其中所展現的這場運動。

一

法國的社會矛盾鬥争深化是新女權運動爆發的首要因素，《德》中借德菲因之口引出運動的導火索，即1968年五月風暴。五月風暴是一場以學生與工人為主體的群衆運動，它的主角是戰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新的生活方式讓他們厭倦舊習俗、舊道德，急于擺脫陳舊、反抗權威。盡管它以失敗告終，但在法國各階層人們的思想意識上留下深刻印象，女權運動也從中萌芽。德菲因在波伏娃對“你們支持女權的起因”中描述了這場運動對自己的影響：“它帶給我的不是戲劇或者電影，而是女性運動，這讓我大開眼界、公開發表言論。”新女權運動在組織上和五月風暴沒有直接關聯，但其中許多女性曾親身參加五月風暴。婦女與年輕一代在法國背景中的社會地位有相似之處，1804年拿破侖在《民法》中将已婚婦女與兒童等同為“未成年者”，盡管規定于1938年取消，但潛移默化的思想難以一筆勾銷。丈夫的權威不僅施加于子女，同樣施加于妻子。婦女需要同年輕人反抗長輩權威一樣反對夫權以及上司的權威，這是新女權運動與五月風暴重合的部分。除此以外，新女權運動也從婦女在五月風暴中遭到的歧視，意識到新女權主義者的運動中必須排斥男子，她們稱其為“不混合性”。《德》中卡羅爾陳述她的所見：“當事者總是沒有話語權，總有其他人代替她們發言。”婦女意識到，自己是比年輕一代中的男性更加邊緣的群體。幾個月後，巴黎的左派組織“女性·男性·未來”清除男性成員，改名為“女權主義·馬克思主義·行動”組織。這是這場運動中第一個女權組織，它的成立标志着新女權運動的開端。

婦女自身政治覺悟、社會與工作參與能力的提高，為新女權主義者的抗争提供可能性。“迄今為止，我們僅看到了男性眼中的女性形象，所以迫切需要女性開始刻畫自己的形象。”《德》中瑪麗亞·施奈德描述行業現狀：“制片人是男性，技術人員是男性，大多數都是男性。給你劇本和建議的是男性，選題同樣是給男性的。”《德》中衆多影像資料以電影行業為切入口，展示了女性所能得到的機會和自身能力并不匹配的狀況，以及70年代女性對于工作機會的渴求和争取。除此以外，50一60年代不斷爆發的反對法國侵略阿爾及利亞等地的和平運動，提高了新一代婦女的政治素質和鬥争性。與此同時，戰後法國陸續出版了一些關于婦女問題的書籍，從理論上為新婦女運動的爆發創造了條件。1949年，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名著《女人一—第二性》（以下簡稱《第二性》）出版了，在法國引起了轟動。《第二性》從多方面分析了婦女的生活經曆和受歧視的現狀， 從理論上論述了婦女實現自我、 争取男女平等的途徑。這本書對法國新婦女運動的發展起了指導作用。這也标志着法國女權運動進入新階段——在争取男女平等的基礎上深入意識形态領域，做出建立起女性主義理論的新嘗試。《德》中也通過訪談等影像資料，展示社會厭女風氣，這同樣是推動女性走上抗争的一大原因。當厭女者發表“男性職業生涯比女性更長”的言論，反叛缪斯出品的錄像帶以“‘更長且更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這種幽默的方式進行反擊，體現新女權運動對各個領域性别歧視的觀點提出的挑戰。

二

法國自身的政治政策，直接導向新女權運動的實踐。以生育率的低下為主要原因，加上做母親是婦女唯一天職這種觀念自古以來是父權制的一條根本原則，體現在法國法律上就是 1920年制定的對堕胎加以嚴懲的刑法條例，因此争取自由堕胎權是對男權社會所謂“婦女天職”的否定，是對國家法律的違背， 它必然賦予這場鬥争以政治含義。1971年的“343人宣言”，簽名者中包括衆多知名人士。聲明中展示了法國每年約有一百萬名女性，在堕胎的違法性和必要性等多重壓力下，不得不在危險條件下進行手術的困境。宣言中通過“我聲明我曾堕胎”這樣對當時看來違法的行為供認不諱，将堕胎權的問題擺到輿論前。《德》中通過影像資料，展示宣言之後對于捍衛女性堕胎權利的遊行現場，這也是1936年以來在巴黎展開的最大的女性解放遊行，并有一些激進分子公開進行堕胎。新女權運動成功促使政府立法改革，在1975年通過流産合法化法令。

《德》中展示了相當多新女權運動中的影像資料，既包括電影，也包括紀實錄像帶。前者由法國新浪潮電影中德菲因所飾演的女性角色所構成，伴随德菲因在采訪中對角色的解讀，從這些角色通過剪輯在影片中安排的順序這樣細微的切口，體現了新女權運動的發展以及所取得的成果——女性逐漸将自己視作自我而非他者。從一開始“男性眼中的女性形象”，到1975年德菲因出演瑪格麗特·杜拉斯的《印度之歌》所說：“從影十五年，終于能和三位女導演合作。”香特爾·阿克曼在《德》中描述自己與德菲因的合作時，表明自己希望能夠展示女性日常生活。“電影從男性視角展現完全虛假的女性形象，哪怕他們想要展示女性日常，刻畫出來的也隻是幻想中的日常。”而後者，除上文所提及的堕胎宣言，1970年“給無名戰士之妻的花環”、1973年“拒絕**”、1975年裡昂性工作者集體發聲、聯合國将1975年定為國際婦女年後女性的反抗、1976年“LIP工廠女員工的狀況”等新女權運動中的重要活動均有所體現。德菲因與卡羅爾的獨立電影團體拍攝了采訪、标語照片和遊行現場多種資料，還記錄了許多性服務業的基本狀況等社會現實中的女性困境。真正将《德》作為一部紀錄片與文字材料進行區分的是片中1976年瓦萊麗·薩拉納斯朗讀“人渣宣言”的部分，影像留下“男人是不完整的女人，他們終其一生，不斷完善自我，以成為女人”等等觀點誕生的過程，而與此同時它的文字材料已經絕版。

三

《德》中主要圍繞德菲因與卡羅爾在新女權運動中所作出的貢獻，較少涉及運動1975年後的衰退。由于複雜的社會曆史背景，婦女解放運動内部一開始就存在分歧，主要分為左派、激進派以及波伏娃派。運動初期在堕胎權利的争取中，三大派較為統一，1975年後各自為政，新女權運動走向衰退。1981年社會黨在大選中取得勝利後，新女權運動走上與法國政府合作的道路。社會黨政府配合婦女部在維護婦女權益方面做了大量有益工作，使得新女權運動宣告結束。

卡羅爾創立波伏娃視聽中心，目的是為保存女性錄制的關于女權運動的影像資料，建立集體記憶，讓女性能夠認同這些女權運動中的模範人物。如同影片中德菲因所說：“世紀初的英國女性參政論者為基本權利而抗争時，很多人在抗争中死去，我們應該牢記這就是我們的過去。”五十年後法國已經将堕胎權寫進憲法，而我們的社會仍然面對同當時相似的困境。然而如影片中所說，70年代所有的錄像小組中，女性都發揮着重要作用，因為錄像當時屬于一種新媒介，還未由男性主導、未被男性所控制。如今在電影攝影行業内，男攝影師和女攝影師的比例卻走向反方向的極端。在世界範圍内，女性仍有諸多困境亟待被重視、被解決。

參考文獻

[1] «民法一根據法理和法學作評注〉〉， 巴黎達洛茲出版社， 1960年版， 第465頁．[2] [8]周以光：評七十年代法國新女權運動，第80頁，第82頁. [3] 馬爾蒂納·斯托爾蒂：《動搖父權制度的十年〉，載論文集（（女權運動及其關鍵問題）〉，巴黎，1988年版，第190頁.[4] [5] [6]劉夢：法國新婦女運動，第27頁，第28頁. [7] 丁少彥·意義的構成［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