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于《倫理學術13——意志自由：文化與自然中的野性與靈魂》第275-284頁，各位讀者若有引用全文之需，敬請查考《倫理學術》第13卷實體書
1942年1月，納粹德國政權的高層決策官員召開萬湖會議，讨論消滅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2022年，德國導演馬蒂•吉斯切内克執導的電影《萬湖會議》（Die Wannseekonferenz）為我們呈現了會議的真實過程。萬湖會議看起來是一個常規的工作會議，一切都井然有序地進行着，有會前交流、開場緻辭、茶歇閑聊。可是，這場例行公事式的會議卻決定了1100萬猶太人的命運。消滅整個歐洲猶太人的種族屠殺，在他們口中隻是一個名為“最終解決”的工作術語。與會的納粹德國官員們堅決而高效地貫徹了元首的指示，把它當作一項重要的工作任務來落實。這些政治精英在一個半小時左右的時間裡讨論各種解決方案，商讨了種族、效率、運輸、人手分配等問題，冷靜而不動聲色。他們是如此專業且敬業，經過細緻計算與充分讨論，協調各方力量，最後形成了一個堪稱完美的滅絕方案。整個會議嚴謹高效，可以說相當成功。這個方案不僅高效而且很有秩序感，比如猶太人要在上車前簽署财産放棄協議，履行手續會給他們一種安心的感覺，目的就是讓這些猶太人在登車的時候還保留一種秩序感的幻覺。
在會議的整個對話中似乎沒有一句流露出殘暴和兇狠，卻決定了所有1100萬猶太人的生命。這樣一種有秩序的、高效的、技術化的執行方案，使得種族滅絕成為一種工業化的生産行為，問題是，他們談論猶太人的生命如同在讨論物資，這批物資需要怎麼運輸、如何隔離、如何消失、如何獲得相關收益。萬湖會議裡經常提到的一句話：“大面積消殺”，與會人員在冷靜、理智的讨論氛圍中，談論“把猶太人隔離起來，進行大面積消殺”，似乎在決定如何處理病毒的健康衛生問題。輕描淡寫之下是一個又一個鮮活的生命，被這些“政治精英”當作物品給完美處理了。他們似乎也有普通人那樣的感情，比如他們會心疼如果射殺1100萬人需要用掉1100萬的子彈，心疼即便晝夜不停地幹活也要花費大量的工作時間，甚至還擔憂射殺猶太人可能給德國士兵造成心理問題，而在提出毒氣室的解決方案後，一切擔憂又都消除了。從肉體上消滅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是最有效和最經濟的方案，一切都仿佛是官僚系統的一個日常決策。但他們沒有任何一個人，有過片刻的猶豫和遲疑去問為什麼要這麼做，憑什麼可以這麼做。為什麼在那些“政治精英”眼裡，人不被當作人，人消失了而隻有物的存在？他們隻會科學地工作，而對“人”視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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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與思考
談到納粹之惡的問題，我們首先想到的是漢娜•阿倫特“平庸的惡”這個概念，但“平庸的惡”影響太大，已經被濫用，且充滿争議與誤解，本文将從另一角度展開讨論。我們知道，康德關于知性和理性的著名區分：知性是把經驗直觀的材料納入範疇的框架中的認知活動，它善于分析，是把整體的世界分割為部分來研究；而理性是對整體的思考，是對形而上學問題的思考，理性不會滿足于僅僅成為認識世界和解決問題的工具，它總是具有超越知識的限制去思考的傾向。按照康德的說法，這是理性的自然本性。阿倫特繼承了康德關于知性和理性的區分，但進一步對康德做了新的解釋：“康德也沒有給信仰留下地盤，而是給思考留下了地盤。”與康德不同的是，阿倫特認為知性是尋求真理的認知活動，而理性從事的是思考活動。
認知可以形成關于世界的許多具體知識，這是一個可以不斷積累和前進的過程。知性具有生産性，其求知活動出于實用的需要，而思考探究的是意義，思考以自身為目的，并不留下特定的成果，而求知的成果則可以不斷積累和增長。知性活動是順從現實，認為現實就是合理的，我們該做的就是如何更好地适應現實，在現實框架下進行考量和權衡。現代社會過度崇尚實用知識，往往認為思考是無用的；思考與現代社會強調進步、發展的氛圍格格不入，所以思考容易被邊緣化。現代社會的顯著标志就是知性取代思考，以為知性就是思考，我們推崇的是聰明和有知識的人，知性取代理性就導緻文化精英和知識精英也不會思考，他們善于生産知識，忙于解決問題，信奉“知識就是力量”，這些控制自然、控制社會的知識是排斥思考的。因為不滿足于純粹的思辨活動，意大利科學家伽利略借助望遠鏡揭示了宇宙天體的奧秘，确證了原來隻能靠假說和思辨為基礎的認識，這開啟了現代科學的基本範式。同時伽利略又使得現代人有理由懷疑一切沒有得到科學證明的現象和觀點。望遠鏡指向天空意味着人類視角的重大轉換，我們從原來依賴感覺器官到從宇宙的視角來觀察地球，由此便不再完全依賴于自己的感覺器官來了解世界。
随着天體物理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出現，我們對自然和宇宙的了解不再依賴感官，而是通過精确的儀器來确證，用數學語言來描述世界，一切都以還原為可量化的數學模型為目标。以事實為根據的現代自然科學開啟了通過實驗操縱自然的範式。而笛卡爾通過内在的我思來确證存在，則進一步使人和現實世界疏離開來。現代科學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人卻越來越感覺到與世界的異化關系，導緻家園感的喪失越來越明顯。現代科學技術的飛速進步使得世界的神秘性逐漸消失，人的想象力也随之急劇萎縮，能夠激發思考的地方也越來越少，人逐漸成為隻會機械反應的生物。于是，人們隻能在被動反應中自得其樂，特别是随着算法技術、人工智能的飛速發展，這種趨勢越來越明顯，網絡上充斥的非黑即白的“二極管”思維即是典型例證。同樣，時下流行的“小鎮做題家”也是不會思考的人，他們隻是具有豐富的解題技巧，能夠在各種考試中取得高分，善于揣摩出題人的意圖和迎合出題人的想法。“小鎮做題家”隻注重思維技巧的訓練，以為任何問題都有标準答案，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人也可以事先預制好。他們卻不會質疑題目本身可能是錯的，進而跳出試題的框架和邏輯來思考。
思考是超越認知的活動，也就是超越控制世界的狹隘認知，不是以操控的方式來思考。如果離開意義的思考，人類的認知活動就很容易成為控制世界的工具，而思考能夠使我們從狹隘的功利視角解脫出來，以一種全新的方式認識世界，比如仰望星空、思考人生的活動。諸如考慮一道數學題怎麼做，如何寫一篇好論文都是知性意義上的計算，而不是理性意義上的思考。思考并不尋求真理，思考探求的是意義，比如關于世界的意義、生命的意義。尋求意義是人類心靈的自然需要，這種探求并不形成穩固的真理或知識，而是産生不斷變化的意義。思考的重點并不考慮事物是否真實存在，而是其存在的意義。比如對于上帝的思考，并不能證明上帝是否确實存在，但仍然富有意義。因為意義是相對于人來說的，思考上帝存在對于人的意義，其實是思考超越世界的意義、生命與死亡的意義，無論上帝是否真實存在，這些問題必然值得思考。思考以自身為目的，不服務于任何外在的目的。因為看到現實中幸福的人、正義的行為、美麗的事物，我們就會如蘇格拉底那樣進一步追問：什麼是幸福？什麼是正義？什麼是美？這些傳統的形而上學問題永遠不會有固定結論。
西方形而上學從柏拉圖開始，就強調實踐領域和思辨領域的截然分開，但阿倫特則把兩個領域結合在了一起，認為思考并非純然就是對世界的靜觀，思考也可以是一種行動。“當每個人都無思地被其他人所做的和所信奉的裹挾而去，那些思想者就從隐藏中凸顯出來，因為他們的拒絕加入惹人注目，并因此成為一種行動。”思之所以是一種行動，因為它不害怕外在的權威，不顧忌支持或反對人數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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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權體制下沒有思考
雖然說，思考是高于認知的能力，但需要注意的是，阿倫特強調思考是每個人都可以擁有的能力，每個人都潛在地具有思的能力，隻要有健全認知能力的人都有進行思考活動的能力，這種能力和個人的教育背景或社會地位無關。它并非少數人士的特權，比如職業思想家所壟斷的能力。而且，沒有思考能力和愚笨不同，高智商、高學曆的人具有較強的解決專業問題的能力，但可能不會思考。所以說，這些與會的高學曆、高智商的政治精英并不會思考，因為他們隻會用知性解決問題，他們從頭到尾都在讨論技術上的可行性，把大屠殺簡化成了數字和流程，把一件極端罪惡的反人類的大屠殺拆解成小環節的工作流程，這樣每一步似乎就沒有那麼罪惡了。因為看不到整體的罪惡，執行具體任務的時候就可以心安理得了。知性的高度發達可以非常高效地解決猶太人問題，而沒有思考解決問題本身的是非對錯，沒有去思考為什麼這麼做、這麼做的意義何在，也不會去思考命令規則背後的合法性與意義。如果我們不對自身的價值觀和價值判斷進行思考，而隻是機械地執行上級命令來維護秩序，就會成為惡的幫兇。按照阿倫特的說法，萬湖會議上沒有真正的對話，沒有思考，隻有為了解決問題而進行的計算，沒有撤離世界的孤獨的思，也沒有為他人的思考。
如此高效的大規模屠殺隻有在J權體制下才得以可能，如果沒有沉默的大多數的合作，極權體制不可能成功運行，而且這個官僚體制會鼓勵服從，使得服從上升為最高美德。于是人們隻需服從命令和執行命令，也就無需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也就是說，僅僅是希特勒那樣體制的最高領導者需要承擔罪責，其他人好像都是受害者。他們都沒有思考的能力是因為J權主義體制自身就是一部制造惡的機器，它想要把這個體制内所有的人都變成齒輪和螺絲釘，這個機器運轉起來，會絞殺所有人的生命和思想。每個人都變成了螺絲釘，變成一個機器的零件，個人成為龐大政治體系中的一個小小齒輪，随時都可以被替換，這些被角色設定的人根本沒有思考的空間。J權主義消滅了人們思的能力，使人成為提線木偶一樣的存在，如同艾希曼那樣隻知道盲目服從上級命令，按照既定目标來高效地解決問題，卻不會反思目标本身是否合理，是否具有正當性，服從命令就成為唯一的選項。以艾希曼為代表的這些人工作盡責、忠于上級，認真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務。似乎隻是運氣不好，碰巧在一個罪惡的體制下工作，本來出色完成本職工作的人如果生活在一個正常國家裡就是一個模範公民。艾希曼他們不是惡魔，似乎隻是普通人，甚至在家庭中是個稱職的丈夫和慈愛的父親。納粹的J權體制把家庭中的好丈夫和好父親吸納進來，成為隻知道執行命令的服從者，在複雜的官僚程序中消解了個體責任。隻是因為工作需要，把幾百萬猶太人送進死亡集中營似乎隻是高效地完成本職工作，他們本身對猶太人并沒有特别的仇恨。殺人成為一項工作，艾希曼成為猶太人問題專家，他知道如何高效地組織和安排運送猶太人到集中營，成為執行“最終解決”方案的完美工具。于是，屠殺變得普通而平庸，如同完成日常的一項公務活動，這使得納粹體制的齒輪能夠順利運轉，使得“最終解決”這樣恐怖的方案被轉化為一個技術的操作問題。
J權主義的意識形态也使得人們喪失了思考能力。J權主義的意識形态用單一的觀念來完全解釋一切，而且是用形式上合乎邏輯的方法提供一整套解答，但是整個過程中是完全沒有思考的。比如對曆史進行全知全能式的解釋，這樣過去、現在、未來都可以得到清晰而明确的解答，納粹的種族主義典型體現了這種曆史觀，他們認為曆史是不同種族之間的鬥争決定的。意識形态似乎提供了所有問題的解答，以完全肯定的方式來解釋一切現象，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得到解釋，并且結論具有不可妥協的極端性。意識形态通過體系的嚴密性和語氣上的确定性排斥了思考的必要性，邏輯的外衣代替了人的内在思考自由。為了能夠實現完全控制，意識形态需要消滅任何不确定性，因為它已經用一套思想體系解釋了一切，它已經代替了個人思考，所有的人就無需思考。而思考與意識形态完全相反，思考充滿不确定性，它總是以懷疑的姿态來審視一切，思考者就會常常處于徘徊和猶豫的狀态之中。思考的懷疑精神正好是對意識形态的确定性的否定。
阿倫特從艾希曼身上觀察到，沒有思考能力的顯著标志就是隻會使用陳詞濫調，隻會講沒有任何個性的空話和模式化的套話。艾希曼他們使用的唯一語言是官方的語言，這種空洞的語言無法做到與他人進行真正的溝通，因為沒有從他人的視角看問題。艾希曼的精神世界裡隻有事先預制的套話，這是在自我封閉的世界裡的内在循環，他的話語嚴重脫離現實，與真實的現實沒有任何關系。所以說，他失去了用事實來修正自己觀點的能力，也失去了站在他人視角上去觀看、去感受的能力，以至于明顯的惡，比如殺人貌似也可以在他們那裡得到合理的解釋。在阿倫特看來，真正的思考是從他人和世界的角度思考。因為思考植根于經驗，思考的對象是個體的真實經驗，沒有經驗也就沒有思考。而陳詞濫調的俗套與格式化的語言，也不可能激發任何積極的反應。思考需要從現實世界中抽離出來，通過想象，把經驗意向進行重新組合從而成為思維和反思的對象。但是艾希曼隻生活在陳詞濫調的世界裡，這使得判斷變得沒有必要，也無需承擔思考的風險。似乎無論工作的内容和性質是什麼，隻需兢兢業業地處理公務，認真履行崗位職責，就可以安然度過一生，成為被稱頌的好人。陳詞濫調不僅是一種思想方式，也是一種行為方式，使用J權主義意識形态上的陳詞濫調就是與惡合作的開始，不能進行真實的言說正是沒有獨立思考的體現，因為無需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之後就打開了做一切事情的可能。在他身上完全沒有一個獨立自主的自我，隻會用官方的套話和那些陳詞濫調進行言說，所以，沒有思考能力使他意識不到自己行為的殘忍和荒誕，對職業行為中的是非對錯缺乏基本的判斷能力。可以說，那些沒有任何獨立自主判斷能力的人就是沒有靈魂的僵屍。不會思考使我們非人化，也就具有了作惡的潛在可能性。
總之，思的能力與判斷是非對錯的能力緊密相關，沒有思考能力意味着把服從規定和命令視為理所當然，沒有反思的服從可以釀成嚴重的惡行，而思則可能會阻止惡的發生。雖然思考不會産生具體内容的結論，但可以避免沒有反思而隻會服從的可怕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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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與對話
思需要從世界中抽離，但并非逃避世界。“思考雖然是孤獨的事業，但又取決于他人才得以可能。”我們在世界中從來不是與他人相分離的單獨存在。思考需要言說，需要與他人分享，包括交談時的表情、動作、姿勢、聽者的回應。與他人一起思考，并不是為了說服别人或達成共識，而是因為他人是啟動思考的契機，他人可以使我們從封閉的命令和規則中擺脫出來，使我們的思想處于開放和運動之中。和規定、規矩、命令這些封閉我們思考空間的要求不一樣，他人的存在可以讓我們變得開放與流動起來。也就是說，思總是包含他人、關照他人，簡單來說，就是使我們能夠換位思考的能力。通過與他人的對話和質疑可以激發思考，以便重新審視熟悉的現象和觀點，從而避免随波逐流。相反，沒有思考能力也與人們的相互隔離的孤立狀态相關。納粹的J權主義造成德國社會的相互隔離，人與人之間各種各樣的聯系被切斷，人們相互猜忌和不信任，取消了多樣性，隻剩下國家主導一切。因為社會公共空間的崩潰，人們不可能在公共空間進行共同言說，沒有互相交流。沒有思考能力也就意味着不能從他人的角度思考，無法想象他人的存在。思考時的交談和對話并不一定需要他人事實上的在場，而是可以讓他人在精神中内在化，以假想的方式出現。這種假想的與他人的對話可以避免思考的專斷。思考需要在與他人交往當中來進行磨練。一個人若擁有這種思考的能力，也就是具有“擴展的精神”，就能夠超越感知的主觀性和個體性，從而獲得一種“常識”的認識，即康德所說的共通感。思考和想象力彼此相連，思考意味着運用想象力，從他人的角度觀察事物。通過想象，使得不在場的事物呈現在意識裡，想象那些不在場的他人會如何言說，這樣他人就能夠被聽到和看見。擴展的精神需要他者的在場，需要與他人進行不斷對話和交換觀點，通過不同視角的比較，各種觀點互相沖擊和融合，從而多樣化的心靈可以彼此共存。
思考不僅是一種與他人的對話，而且需要與自己對話。思考是需要單獨進行的活動，人們需要從世界中撤離轉而與自己對話。阿倫特将思考描述為“二合一”（two-in-one）的對話，即“我和我自己之間的無聲對話”這種“二合一”需要孤獨、自我和諧，以及從他人的角度想象世界的能力。心靈内部的兩個自我互相成為朋友，平時他們如朋友般相互信任，處于一種和諧關系。思考是一種内在對話，它需要自我的内在分裂，當這個“二合一”的自我内部産生不和諧，也就是說産生差異和矛盾時才可能開啟自我的内在對話。兩個自我之間的對話也是複數性的體現，正是因為思這種精神活動使我們成為複數性的存在。不同的自我可以産生不同的聲音，從不同角度進行對話。
與自己對話也就是與自己的良心相伴，聽從良心的聲音。思考需要獨處，免于外界幹擾的時候，在安靜狀态下才可以進行真正的思考，才能聽見良心的聲音。“思需要獨處，但并非孤單，獨處（solitude）是與自我相伴的狀态，孤單（loneliness）是當我一個人時，不能把自我分離為合而為一的存在，不能夠與自己相伴的狀态。”良心的聲音是良心不安的時候，良心說“不”的時候。而為什麼萬湖會議上他們沒有感到任何不安？因為從來沒有誰質疑或反對過“最終解決”方案本身的合理性，隻是考慮如何高效地完成任務。這種情況下，沉睡的良心就沒有機會得到喚醒。“可以說不”的良心并不在于對納粹J權體制的具體運行了解多少，主要在于能否聽到内在良心的聲音。
阿倫特把蘇格拉底看作良心的典範。蘇格拉底害怕違背自己的良心，害怕與自己的良心相矛盾。當蘇格拉底從市場中撤離，與良心獨處的時候，常常需要面臨良心的嚴厲拷問。良心常常是否定性的，它告訴我們不應該做什麼，拒絕做某事，因為思考并不會直接産生具體的道德知識或價值。良心隻是告訴我們這麼做是不可思議的，不能這麼做，比如讓他人遭受極大痛苦，如果做了就不再能夠和自己和諧相處。如果這麼做的話，生命将不值得一過，甯可去死，正如不能說“2+2=5”那樣簡單。
蘇格拉底提出美德不可教，其實思考同樣不可教，思考需要喚醒。隻有蘇格拉底那樣有覺醒的意識才可以喚醒他人，他并不會教具體的知識，也不是去灌輸一些教條，而是幫助他人思考、啟發他人思考。就如助産士那樣，幫助人們産生原本就隐含在心中的思想，又像牛虻那樣刺醒沉睡的人們，喚醒他們去思考。同時又如電鳐一樣，“用他的困惑麻痹他碰到的任何人”。麻痹描述了思考的一種狀态，一種困惑遲疑的狀态。思考從來不會讓困惑停止，而是始終伴随着困惑。思以驚訝為契機，因為對自然的現象或觀念困惑就會引發思考，而且蘇格拉底的對話結束之後，困惑并沒有消除，因為這些形而上學問題沒有可以到達的最終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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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的勇氣
思考是一種不斷自我解構的過程，可能具有毀滅性和破壞性，也就是說思的流動性同時蘊含着危險性，它會摧毀任何已有的東西，甚至摧毀美好的價值和秩序。極其善于思考的思想大師海德格爾與納粹思想的暗合就是危險性的典型體現。思考也會帶來精神的痛苦和分裂，使人沒有安全感和方向感。思考是一種沒有保障的冒險行動，充滿了不确定性，于是我們害怕思考、抗拒思考。所以思考也需要勇氣，需要勇于冒險的意識，這種思考是不遵循先例的，是勇于打破界限的。正如康德在《何謂啟蒙》裡所呼籲的，啟蒙就是大膽去思考的勇氣，它需要克服懶惰和怯懦的心理，以便擺脫受監護狀态。同樣，思考就是對主流說“不”的勇氣，進行拒絕的勇氣。不相信任何主流的教義，比如對于進步信念的質疑，對于技術崇拜的反思。相反，不願思考、不敢思考的人猶如時下陷入内卷的人，他們不會跳出現實的系統而陷入内部不斷強化的惡性競争中。
阿倫特又提醒我們思考需要記憶的支撐：“最大的為惡者是那些人，他們因為從不思考所做的事情而從不記憶，而沒有了記憶，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阻擋他們。對于人類來說，思考過去的事就意味着在世界上深耕、紮根，并因此而安身于世，以防被發生的事情一時代精神、曆史或簡單的誘惑一卷走。”如果我們保有對極權主義的記憶、萬湖會議的記憶，思考才有紮根的深度，才不會在時代的洪流面前失去方向。勇于記住所發生的，勇于反思我們所說的和所做的，使我們成為自己生命故事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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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風暴
思考和生命一樣，是活生生的，很難進行抽象的描述，于是阿倫特呈現了一種思考的現象學經驗，為我們提供了思考的具體而生動的形态。思考意味着我們從世界中隐退，也就是與世界保持距離，讓世界變得陌生化之後，思考才得以開始，為此思考不會被現實世界具體的時空所束縛，作為表象思維，思考的對象是呈現在意識裡不在場的表象。思考是尋求理解意義和建構意義，而意義沒有真假之分。所以思考不需要固定的結論，即使有結論也是暫時的，它是不斷變化的動态過程。思考其實是打斷日常生活的慣性，與現實世界斷開之後，停下來去反思的能力。與現實世界保持距離之後，就可以對習以為常的現象提出疑問，暫停與所有日常現實的關聯，重新審視發生的一切。這樣就可以使人從偏見和麻木中擺脫出來，從而恢複與世界的真實聯系。所以說思考不是為了尋求行動的指南，或者建立什麼規範性标準，思考具有開放性，能夠打開新的可能性，從而帶來無限的可能性。
思考的這些特點和風吹有許多相似之處，隻有在風吹的時候我們才能感受到風的存在，思考也是運行的時候才感覺到它的存在。風吹的時候沒有特定的方向也不占有固定的地方。因為和世界保持一定的距離，思考活動可以随時開始和随時結束，如風吹一樣，事先并不知道方向，充滿變化。無形的風是抓不住的，思也是一樣。這種不可預測的思可以打開我們的視野，産生新的可能性。如同著名的珀涅羅珀之網，奧德賽的妻子珀涅羅珀晚上織網而第二天早上又拆開重新編織，思考是一種永遠處于自我解構狀态下的活動。可能不在于對問題提供一個現成的答案，而是激發出思考的能力和思考的願望，是用問題來激發更多的人去思考，多問為什麼，而不是下意識地歡呼或喊打喊殺。“思想的風暴表征的不是知識，而是分别善惡、辨别美醜的那種能力。而這在那罕見的危機時刻的确可能阻止災難，至少對我來說是如此。”所以說，思是黑暗時代的微光，能夠帶來些許希望。如果思想的風暴可以經常吹動，喚醒更多的人進行思考，那我們生活的世界可能會少一些盲從、少一些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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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思考并不尋求開花結果，始終處于動态運動中的思，永遠不會凝固和僵化。思的主要目的不是用來指導行動，而是揭示意見的不可靠,揭露虛假觀念的欺騙性和迷惑性。如果思考帶來的是确定的結論，那往往會成為一種教義或教條，也就意味着停止了思的活動。思考的停止或許能夠帶來确定性和安全感，但我們可能為此付出更大的代價。因為思考的停止就意味着人可以輕易被外力裹挾，做任何被外力要求做的事，同時也是生命力停止的體現，于是生命走向固化和萎縮。如果沒有思考的活動，“一個人的生活不僅沒有很大的價值，而且他就根本沒有活着”。所以說，積極思考就是活着的一種狀态，沒有思考就沒有真正活着。隻有在思考中人才成為人，才具有獨立的人格，沒有思考就是放棄自己人之為人的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