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于《倫理學術12——倫理自然主義與規範倫理學》第266-272頁，此處略去注釋，各位讀者若有引用之需，煩請核對原文。
這篇是對美國導演弗蘭克·皮爾森（Frank Pierson）執導、2001年上映的電影《陰謀》（Conspiracy）所做的道德哲學評論，寫完之後，我又看了一遍德國人為同一題材拍攝的2022年上映的新電影，名為《萬湖會議》（Die Wannsee Konferenz）。此名用“萬湖會議”要比“陰謀”更好，更針對這次會議本身。德國人拍攝的這部電影很嚴謹，後面附有專門研究這次會議的專家名錄，可見此事重大。我估計依據的原始“會議記錄”是一樣的，但會場的布置，艾希曼等圍繞解決猶太人的毒氣室方案的讨論方式，不同的導演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安排。美國電影顯然更随意、“浪漫”一些，但道德與法律問題都談到了。為了更尊重曆史的真實，我對涉及的幾個人物預先交代一下：第一，海德裡希出場的頭銜是“黨衛隊副總指揮”，他依然是這次會議的主持者和最高領導人，而且他反複強調，這次戰争是猶太人挑起的，捷克的抵抗這麼強烈，就是因為背後有猶太人的支持；第二，會議的記錄者是一位女性；第三，為維護關于猶太人的法律規定争辯了幾句的斯圖卡特博士（Dr. Stuckant）是前政府（魏瑪政府）的遺留人員，因此我們才能準确地理解他對解決猶太人為什麼是電影裡的那種态度；第四，艾希曼提供的猶太人數據是1100萬（其中德國13萬，波蘭230萬，蘇聯500萬，巴爾幹地區160萬，法國100萬），當然還沒有算上英國及斯堪的納維亞地區的猶太人，海德裡希說，就是烏拉爾山以内整個歐洲地區的猶太人，如何把如此衆多的猶太人運輸到集中營，就成為一個需要讨論的主要話題；第五，他們提到用毒氣室解決猶太人的生命，類似安樂死，說“這是一種更為人道的方式”。如下就是我對這部電影做出的一種道德哲學解讀。
...《陰謀》的海報上寫着這麼幾行字：在僅僅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裡，他們就犯下了滅絕人性的極端之罪；一個會議，600萬人的生命。電影依據的是1947年美國人在德國外交部所查獲的，也許是在這個世界上僅存的一份會議記錄拍攝而成。這份記錄的完成者善于操辦各種事務性工作，也就是這次會議的實錄人，即那位因漢娜•阿倫特的“平庸之惡”而聞名于世的德國陸軍上校阿道夫•艾希曼。他1961年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捕獲，在耶路撒冷受審并被判處絞刑。參加會議的有14個人，我們熟知名字的就是會議的發起人和主持者、黨衛軍上将、國家保安局總局長海德裡希。會上提到的人名，自然有希特勒、戈林、鮑曼，他們似乎是各路與會者不同的後台，或者說，與會者想以他們的名字顯示自己背後的靠山。會議召開的時間是1942年1月20日下午，地點在柏林南部的一個名叫萬湖（wannsee）的民宅中。民宅原屬一位猶太人，後來自然被收歸國有。萬湖周圍環境優雅，風光秀麗，海德裡希說他戰後就想來此地居住。室内爐火熊熊，外面雪花飄飄。14個人坐在裡面開會。他們來自各地，都是軍政要員，來此之前并不知道要開一個什麼樣的會。大家猜測可能與鞏固權力有關。對任何專制政權來說，如何鞏固權力始終都會是最大的問題。但顯然，會議中來了一些看似與鞏固權力不相幹的人。會議座位按每個人的姓名安排，剛好圍坐14個人。室外備有豐盛的茶點，包括各種糕點和美酒。來自前線的一些将領，自然不乏有人借機大快朵頤，狂吃猛喝。短短不到兩個小時的會，就集體吃喝兩次，還不算有人自動到外面來走動一下。當然，也有些人出來并不是為了吃喝，而是為了轉換或纾解一下心情，然後就說自己因喝雜了酒（同時喝了威士忌與紅酒）或對雪茄過敏而略有不适。其實都是在掩飾自己的某種心境。有的甚至提出要喝鎮靜劑。我們感興趣的，自然是他們在吃吃喝喝中私下裡所交談的内容。生存在這種環境裡的人，每個人通常都有好幾副面孔。
到底是德國人，會議主題的進展很有邏輯性，而且着重于概念的厘定。
海德裡希恩威并重，始終面帶微笑，有訓斥，有道歉，掌控着與會者情感的節奏，适時放松，讓大家自由交談，同時又一直有條不紊地把對問題的讨論并形成共同決議向前推進着，直到每個人都表态贊成。真正在會議上表達出些許個性和發表一點不同意見的，就隻有負責外事活動的科裡森各博士（Dr. W. Kritzinger）和專門負責起草與猶太人問題有關的法律條文的斯圖卡特博士。他們的名字有必要記錄下來，因為在這麼短的一次會議中，正在打仗的軍人明顯表現出有些看不起後方的行政人員。但正是科裡森各博士1945年被捕後表達出了某種忏悔之意，這在納粹上層人士中是很少見的。他1947年獲釋并死亡；而那位斯圖卡特博士則在1949年刑滿釋放，1953年死于車禍（參加會議的還有兩個人活到了1982年）。在會上，斯圖卡特博士曾與另一位納粹軍官發生争執。他說，這位軍官的問題就在于未能如他這樣獲得這麼多文憑。那位軍官說他會記住斯圖卡特博士的。他的回答是：那很好，因為他很有些名氣。這類對話都很精彩。但我們不要忘記，在與會的14個人中，很多人都有博士學位，而且大都是律師。所以什麼叫“合法”，紐倫堡公約又是如何規定的，就會成為一個需要争論的話題。在聊天時也有人會偶爾提到歌德的“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常綠”，提到尼采的“享受生活就是享受冒險”。有一個人也小聲說“聽說海德裡希有猶太血統”，另一個人則對艾希曼上校為什麼會說希伯來語感到好奇或不解。當猶太人問題變得十分尖銳時，任何可能與猶太人有關的情況都可能引起人們的猜忌與疑慮。當然，也有一個人說到了他們所讨論的問題（清除猶太人）已經不再叫“戰争”，到底應該叫什麼，以後會有人想出新的名詞的（當然就叫“種族滅絕”）。但會議的主導權并不由這些博士、律師們掌控，而在海德裡希手中。他的目光、追問、直截了當的話語方式，以及私底下與斯圖卡特博士交換意見時那種威逼的口氣，都讓人不能不感受到某種恐懼。
...所以，看電影的時候我就想，如果整個國家總體上的方向是通向罪惡的，而大的理論框架又是确定的，那麼當每個人都行納粹禮，先高呼“希特勒萬歲！”時，也就已經注定了無論你讀了多少書，有着什麼樣的學術背景，預料中的結論其實早就已經可以大體上确定了。所以海德裡希才會從頭到尾都顯得那麼從容自在，彬彬有禮。
首先要讨論的一個問題就是“驅逐”“清除”與廢除“移民法則”之間的關系。
如果“從我們的生活中徹底清除猶太人”這一點是确定的，那麼有關的“移民法則”當然就自動廢除了，而且不必顧及因此而涉及的國際關系準則。這一切都變得如此斬釘截鐵，不容置疑。
這背後體現出納粹的一個偉大理想：如何讓人類的血統變得純正。海德裡希說，以後的人會記載下他們為此所做出的努力。他們的努力會讓達爾文大吃一驚，因為他根本不會相信一個種族會如此幹淨利落地從地球上消失。他對總理府内閣總管馬勒少将私下裡說自己是一位夢想家。如何使人類血統純正就是他的夢想。他也是一位和平主義者，希望世界和平，讓德意志文化傳遍全球。
剩下的一個問題就是誰是猶太人，他是怎麼成為猶太人的。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設法讓猶太人絕育。這樣再過幾十年，猶太人終将滅絕。
通過手術使猶太人絕育嗎？手術時用不用麻藥？有人說，用X光就行，而且讓他們絕育也并不違反紐倫堡法案。也可以用化學試劑讓女性無法懷孕。那位肥胖的、正在前線作戰的軍官還要借機說些下流的話，如因此也就不怕“泡妞”之類的言論。
但有的猶太人已經和德國人通婚了，對這些人怎麼辦？
...于是需要把一等猶太人（祖父母都是猶太人）與二等猶太人（父母中有一個是猶太人）區分開來。在理論上，有四分之一血統的猶太人就還算猶太人。更加複雜的問題，如有的猶太人并不信猶太教而是受洗為基督徒，早就成了德國人，等等。海德裡希直接說，這件事以後再說。其實就是不再讨論，都按猶太人處理。血統比信仰更根本。我此刻立即想起了專門讨論過猶太人問題的馬克思。我也寫文章分析過馬克思的觀點。反正無論怎樣，幸好馬克思未生活在1933年的德國。不過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英國。
海德裡希說，“驅逐”這個概念是肯定不适用的。哪個國家會歡迎猶太人去？（那時的他可能還不知道辛德勒的名單和中國駐維也納的公使何鳳山）而且，也不能僅限于德國的猶太人。占領波蘭，他們發現了250萬猶太人，打到蘇聯，又發現500萬猶太人。怎麼辦？
與驅逐、絕育有關，海德裡希說，他們可以把猶太人的男人與女人分開，然後把所有的男人都流放到歐洲東部去當苦力。
馬上有人說，現在看到的500萬猶太人，75%都隻會動筆，其中記者與演員最多，達33%，怎麼讓他們做苦力？
海德裡希說，或死，或做苦力，他們選擇什麼？
那麼邏輯上的結論就已經很清楚：是不是“驅逐”“淨化”就可以理解為死亡意義上的“消滅”?可能是香格斯少校吧，他說，他們在拉脫維亞的裡加已經直接射殺了三萬猶太人。這很幹脆，也簡單。海德裡希強調說，死了的男人不會做愛，死了的女人不會懷孕，隻有死亡才是最徹底的絕育。是啊，移民、離婚、驅逐都還要涉及複雜的遺産繼承方面的法律問題。為什麼要把問題搞得這麼複雜呢？
有人表示出兩點疑慮：一是“消滅猶太人”是不是元首的意思；二是直接射殺，這裡有一個道德上的承受問題。
道德問題凸顯了出來。
...都已經在讨論驅逐、絕育、淨化、消滅這些問題了，為什麼又會提出道德問題？我們都知道，道德之所以會成為問題，因為它牽扯到這三個方面的認知：一是道德的主體一定是個體的人，二是這個主體具有隻屬于他個人的自由意志，三是他要為自己的行為承擔道德責任。所謂道德責任，用康德的話來說，就是我的所為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如此所為。道德所突出的是個體主體的主觀性（主體性）原則，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内在的“良心”。
會上有人說，猶太人是沒有自由意志的，他們是下等人，是低等動物。
斯圖卡特反駁了這種說法，告訴大家猶太人的指甲是很潔淨的。剛才已經有數據證明，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是腦力勞動者。
海德裡希則直接念了戈林元帥的一個批示，用的就是“消滅”，然後說，元首将繼續否認一切人的說法，但他們都應該理解元首的願望。他們的任務，就是如何把元首的願望變成現實。于是，大家就都閉住了自己的嘴，因為這裡涉及元首的願望，而所有的人又都知道，海德裡希是所有人中最接近元首，也最能理解元首願望的人。而且海德裡希說了，直接射殺是一種最下等的消滅方式，它确實會引起執行者道德上的不安。
為自己的所為承擔道德責任，前提是要知道自己的所為及其後果。什麼是中國人所謂的“眼不見為淨”?就是不知道或裝作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于是也就會免除掉道德上的不安。
...“道德”所可能導緻的“僞善”就體現在這裡。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第140節專門讨論了“僞善”這一概念。他說，倒惡為善，倒善為惡，（這是道德立場上的主觀性的最高懸崖，它是我們時代的惡得以猖獗的形式”。這是什麼意思？黑格爾引用《聖經》、巴斯卡和亞裡士多德的話來分别加以論述。《聖經》中“路加福音”第23章44節這樣記述了十字架上的基督對他的敵人所作的祈禱：“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巴斯卡問道：如果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的所為就不再是惡了嗎？那麼他們的行為為什麼還需要祈禱和赦免？于是我們就要探讨一下什麼叫“不知道”。巴斯卡說，“不知道”有兩種情況，一種叫“無知”，即談不上“故意”的行為；因為“行動隻有作為意志的過錯才能歸責”，而他的行為又并沒有其預先設定的“故意”，比如俄狄浦斯就不知道他所殺死的人就是他的父親，這就是一種典型的“無知”；另一種“不知道”是行為的“出于不知”，即不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什麼應做，什麼不該做。亞裡士多德說，這種“不知道”或“不抉擇”的行為，并不能因其“不知”而免責，恰恰相反，它隻意味着行為本身的惡。如何免除這種“出于無知”的道德負擔，這就是海德裡希想在實踐中解決的一個理論問題。然後他就讓艾希曼拿出一個文件，念出下列的一系列數字：1940年，他們曾在勃蘭登堡對波蘭的精神病患者進行過一次毒氣殺滅，讓他們進房間沐浴。當患者們赤裸着進去以後，從牆外直接往屋裡注射一氧化碳，一次把裡面的人全部殺死。1940年初，以此種方式殺死猶太人8765個，1940年末，殺死26459人，到1941年8月，殺死35049人。到這一年的9月停止了這一行為，共用毒氣殺死猶太人70273人。現在他們已經制造出了20輛移動毒氣罐車，每輛車可承載40到60人，在車上一次毒殺。然後又建了三個基地（也就是集中營），都遠離市區，靠近鐵路，運載方便（我們明白了，海德裡希當時說運他們去做苦力，其實是運他們去集中營，艾希曼對海德裡希的一切都心領神會，而且早做好了準備）。艾希曼說，他曾随希姆萊去過一個基地，就叫奧斯維茨，一切設施齊全。每小時殺死250人，一天24小時，就是6萬人。每一天，就有6萬人的生命随風而去。斯圖卡特博士兩次聽不下去，站起來走到門口。海德裡希讓他坐下，說這是秘密，他們都是秘密的承載者。于是他又回來坐下。斯圖卡特博士小聲說，法律不過是冰淇淋而已，在高溫下會自動融化。
當一個人說，毒氣室裡的屍體都變成了粉色時，有些人大笑了起來。人，已經變成了什麼樣子？這是一種怎樣的氛圍與環境，他們在談論什麼？海德裡希、艾希曼、科裡森各、斯圖卡特這些人卻始終未笑。
對人的行為，道德是一種主體性（主觀性）上的要求，人可以以僞善的方式，自己說服自己，蒙混過去。斯圖卡特博士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如何給猶太人制定一套合适的法律，不是要“消滅”他們，而是為了“限制”他們。但所有來開會的人具有法的意識嗎？
...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通篇想告訴我們的一個真理就是法與道德都具有各自的片面性。講道德，強調的是善的主觀性和規定性；講法，突出的是善的本來存在着的客觀性。善沒有了主觀性和規定性（道德）不行，而道德如果不是本來就存在着的東西（法）也不行。因為這種客觀性“是在自我意識的反思中被規定為善的”。這個作為主觀性的道德與客觀性的法的統一，就是黑格爾所謂的“倫理”。他說，“倫理之物是主觀的心意，但又是自在存在着的法的心意”，“這一道理的演繹完全包含在下述事實中；即法和道德的自我意識在它們自身中都表明，這是一個要返回于作為其結論中的道理”。
但現在的問題就是：當這種法與道德的自我意識都處于一種強大的政治需要中時，人，一個有自我意識的人，能夠怎麼辦？
這也就是包括海德裡希在内，會議上不斷有人提醒所有的人都要面對現實和“現實一點看問題”的道理。
會議的最後，輪到每個人都要表态時，斯圖卡特說：“這一切都是無可避免的，我明白現實是什麼。”科裡森各的回答是：“我還能說什麼?”這就是現實。
“現實”是什麼？就是政治或政治需要，政治需要壓倒了一切。海德裡希對蘭格少校說，政治是龌龊的遊戲，他們都身處這一遊戲之中。就如隻有當一個士兵明白了紀律時，才會達到空前的、不可思議的境界一樣，政治就是需要别人為它做出不可思議的事的手段。他們離不開政治，所以也就離不開龌龊。一個士兵，是決定不了自己會在哪裡作戰的。所以，他們不需要讨論任何假設性的理論問題，隻關注于政治，也就是元首的需要與願望。
▲ 《陰謀》（Conspiracy，2001）劇照
政治就是需要元首和服從元首。事情一下子變得如此簡單明了，無論你是什麼專業的博士，也無論你是哪一方面的律師，明白了政治，也就明白了一切。
但“政治”到底是什麼？它又是如何壓倒一切的？英國思想家傑弗裡托馬斯（Geoffrey Thomas）在《政治哲學導論》（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的“導言”中一開始就說，政治、政治學、政治的，都與希臘詞“politike”有關，而這個詞又來自城邦“polis”這個詞。可見“政治"就是城邦事務，英國政治作家克裡克（Bernard Crick）因此把政治定義為：它是一種活動，這種活動“把一個特定的統治單位内的不同利益調和起來，這些不同利益按照其對整個社區福利和生存的重要性的比例來得到一定的權力份額”。作者說，由此可見，納粹德國并不是一種政治體制，因為它根本就不需要“利益”“福利”“一定的權力份額”的包裝。其實納粹德國還是一種政治體制，但應該對這些概念做另外的理解，或者說，如何理解倒善為惡，倒惡為善。作者于是補充了下面四種觀點：“目的論的”（按亞裡士多德的說法，政治或是從城邦到公民，為了公民的幸福；或是從公民到城邦，因為人是政治的動物），“預設前提的”（政治的基礎在于某種意見的不一緻，比如以自由、平等、正義或把别的什麼作為目标，于是就有了“敵我之分”），“論壇”和“過程”（就是說，政治機構、文官體系、警察和武裝力量在權力關系中都還需要一個決策過程和執行過程，在過程中體現出權力的主體、公共領域、決策形式等各方面的關系）。比如這次萬湖會議，之所以可以被理解為一個政治會議，就在于它體現出了納粹的種族與自我利益，敞開發言，歡迎不同意見和最後達成一緻的整個過程。我們看到，盡管可能會有一些不同意見，但所有的人所使用的政治詞彙都是高度一緻的，比如對猶太人的“隔離”“驅逐”“清除”；于是一個原則就貫徹始終，這就是如何盡快、盡可能不為人所知（包括被執行者）和大規模地、盡可能讓死亡者減少痛苦（有人甚至提到了“安樂死”的概念）地清除掉猶太人，其中X光、化學試劑、毒氣、電刑都作為使用手段加以讨論，而其中所可能涉及的道德與法的問題，都在政治的大幕下緩緩閉合。
而道德與法的問題，又隻有當政治把人當人，尊重人的生命權、财産權和自由表達的權力時才有意義。
▲ 《陰謀》（Conspiracy，2001）海報
電影的最後，就是艾希曼一個人離開了會場。他拿着厚厚的皮夾，裡面就是這次會議的全部記錄。兩位納粹士兵向他行禮，他連看都不看他們一眼就走向了自己的汽車。隻有他一個人是自己開車離去的。身後的燈光随之熄滅。就如科裡森各博士在離開前所說，黑暗也很快就會降臨這裡，他們不知道自己是否還能看到黎明，看到春天。那是1942年，還有三年時間。參加會議的14個人大都死于1945年。三年，很漫長，也很短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