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聽一位朋友說起《第一爐香》:“你知道嗎?薇龍是Violet的諧音,是張愛玲專為《紫羅蘭》量身定做的。”我茅塞頓開,應口說:“喔。登門拜訪周瘦鵑,也是燒香拜佛的意思啦?”“可不是?香燒好了,就把佛丢在腦後了。”他說。

...
張愛玲《沉香屑·第一爐香》,發表于雜志《紫羅蘭》1943年第二期至第四期。

張愛玲精怪,這閑聊好似加了個腳注。也正因為電影,平添許多話題,在我們幾乎日進三餐的流量平台上掀起了一波浪花,張愛玲又活了一回。

平心而論,把一個短篇拍成近兩個半小時的電影,可真不容易。無論從導演、編劇、攝影、服裝、美工到演員,大咖雲集。影片講了一個完整的愛情故事,人物紛繁而有條不紊,改編上可說是一次最為生猛的實驗,也拍得美輪美奂,目不暇接。結果卻不理想,比許導以往的最低紀錄還要差,迄今為止IMDB 評分6.0,豆瓣5.4,盡管吐槽激烈,還是值得一看的。

張作素來難拍,《第一爐香》另有難處。小說透過上海看香港,“間隔”叙事虛虛濛濛如霧裡看花,葛薇龍與張愛玲雙聲疊影,兩者的凝視與面具難以捉摸。她是“一個極普通的上海女孩子”,而她眼裡的梁太太“是個有本領的女人,一手挽住了時代的巨輪,在她自己的小天地裡,留住了滿清末年的淫逸空氣,關起門來做小型的慈禧太後”。這猶如詭異的畫外音。的确,當時張愛玲二十三歲,對她來說,慈禧太後不是像我們教科書裡講的,而關乎她的家族興衰、父母離異,乃至因反叛被父親幽禁,又在香港經曆了戰争,回到上海以寫作為生,跟胡蘭成拍拖……因此這句“慈禧太後”的話裡有多少切膚的滄桑之感,令人想起影片《情人》開頭杜拉斯的告白:“我那年十八歲,已是頹傷情懷,滿臉蒼夷……”

這是個愛情故事,又不是,也可說是一首欲望之歌。一開頭去姑媽家:“滿目轟轟烈烈開着野杜鵑,那灼灼的紅色,一路摧枯拉朽燒下山坡子去了。”這幾乎是勞倫斯散文裡描繪的塔斯卡尼的景色,是薇龍的欲望隐喻。她又回頭見梁家像《聊齋志異》裡“鬼氣森森的世界”。所謂欲望無已,痛苦愈深,簡直是叔本華的悲觀人生哲學。薇龍自甘堕落,不光是欲望,也涉及娜拉們“出走”之後的選擇,這在“亂世”是個尖銳的主題。看費雯麗演的《魂斷藍橋》和鮑曼的《凱旋門》,前者誤以為愛人陣亡而淪為妓女,後者也因為愛人坐牢而投懷于他人,後來愛人都回來了,她們無法承受命運的玩笑,以死了之。男人死于戰場,女人死于情場,都是戰争造的孽。《第一爐香》是“戰前香港的故事”,上海則在孤島時期,葛薇龍與喬琪在一起,同樣是亂世,薇龍靠一點虛幻活下去,明知眼前一片黑暗。

小說裡出現三次“不可理喻”,大概是對影視化的最大挑戰,即如何把握薇龍這個角色的内心深處。第一次是在梁家第二天,看着睇睇被她家裡人帶走,撩起梁家醜惡的一角。“薇龍突然不願意看下去了,掉轉身子,開了衣櫥,人靠在櫥門上。……那肮髒、複雜、不可理喻的現實。”第二次與喬琪幽會之後,她在樓梯的另一角:“她現在試着分析她自己的心理,她知道她為什麼這樣固執地愛着喬琪,這樣自卑地愛着他。最初,那當然是因為他的吸引力,但是後來,完全是為了他不愛她的緣故。也許喬琪根據過去的經驗,早已發現了這一個秘訣可以征服不可理喻的婦人心。”第三次在姑媽勸說後,明白自己不能回去,“可是她為了喬琪,已經完全喪失了自信心,她不能夠應付任何人。喬琪一天不愛她,她一天在他的勢力下。她明明知道喬琪不過是一個極普通的浪子,沒有什麼可怕,可怕的是他引起的她那不可理喻的蠻暴的熱情”。無論是四周環境,還是喬琪對她、她對喬琪都被欲望所驅使——一切都“不可理喻”。

...

“不可理喻”的是人性,也是人類曆史,含有對人生和時代的困惑、恐懼與反思。小說裡當薇龍在喬琪的黑眼鏡裡看到自己縮小、慘白的影子,“我……我怕的是我自己!我大約是瘋了!”這句話對喬琪來說對牛彈琴,隻有在薇龍與作者“視境交融”中可讀出女性的自我意識,那是超越時代的。《第一爐香》隻是初啼之作,其創作背景卻不那麼簡單:張愛玲不喜歡王爾德的唯美主義,因為缺乏人性的深刻;她覺得思想界驕子的赫克斯萊“比較頭腦簡單”,也不相信蕭伯納的改良社會的“費邊主義”。在她的小說或散文中不乏“時代”“文明”的字眼,蘊含着對人類文明秩序的懷疑與不安,最為人傳誦的莫過于小說集的《再版自序》:“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張愛玲的這種“不可理喻”的書寫,包括“參差的對照”的表現手法,與二十世紀初以來歐洲的“現代主義”反理性潮流殊途同歸,對于當時為十九世紀古典主義所籠罩的中國文壇來說是十分前衛的。

即使不把戰争看得那麼直接,這是一個有關女子成長、天真失落的寓言:在殖民地華洋社會複雜權力關系的支配下,陷身于金錢與感情遊戲的網絡中,女主面對生存、愛情與身份的選擇困境,最終成為遊戲者而不得不面對自身欲望的黑洞。若這樣表現葛薇龍,我想較能符合原作的“啟示”性,也較具普适的人性。當然像好萊塢那樣拍法難能達到這樣的深度,而在歐洲“新浪潮”那裡則不乏這類“存在”困境的傑作,如特呂弗的《四百下》、戈達爾的《筋疲力盡》、布列松的《穆謝特》《扒手》等。

這可能是我的過度解讀,如果要求重現張作的氣息情調也不實際,但如何翻拍名作,成敗之間還是有個度的。《傲慢與偏見》經多次翻拍,迄今2005年的BBC版拔得頭籌,因其在再現曆史場景與原作文本上堪稱忠實之故,這關乎公衆對藝術經典的認同心理。《第一爐香》的改編十分大膽又十分小心。原作的情節不複雜,對選擇性場景加以詳寫而以薇龍與姑媽關系為中心,且始終追蹤薇龍的心理過程。改編将人物與情節作了大幅度重新編排,如薇龍第一次去姑媽家便讓司徒協登場,第二次去姑媽家,正值晚宴,喬琪喬和吉婕,包括兩人的父親喬誠及其新姨太等全部亮相,薇龍與他們各有故事線,因而增加了許多情節。根據原作的線索或暗示展開,把故事填滿,這或許是改編短篇之一法。這方面十分小心,人物大體照舊,增加的情節幾乎一一有迹可循,如梁太太說了一句“還是問喬家借他們的大司務來幫一天忙”,影片就真的讓薇龍去了喬家,于是添加了好幾個橋段。吉婕告訴薇龍,喬琪“可不是好惹的”。薇龍說:“我又沒惹他。”吉婕說:“你不惹他,他來惹你。”這幾句原是使女睨兒和薇龍的對白。吉婕還說喬琪“有點陰沉,還帶點丫頭氣”。原是在花園茶舞會上跟薇龍說的。這類移花接木,張冠李戴的例子比比皆是,在熟悉原作的觀衆看來處處似曾相識。看似無一字無來曆,對原作極其尊重,結果是輕視奇幻、詩意和心理成分,而所有故事線索一一坐實,加以演繹和發明——不啻是一個颠覆性再創作。

...

...

影片與原作的互文交織異常細密,足見編者用心良苦,但如此大量錯亂文本不免吊詭。尤其“長三堂子”的經典台詞原是薇龍的自言自語,影片中變成分别從睇睇和梁太太口中說出,于是由虛向實,等于自認妓女和老鸨,這就影響到影片的可信度。的确,小說裡最後薇龍說自己和美國水兵中間的女子差不多,随後說自己“說錯了話”,正是虛實之間隔着一層文明的薄紗,才顯出東方色彩的“荒誕、精巧、滑稽”。再如喬琪養蛇,與原作中“蛇信子”的隐喻不無關系,為影片設計了薇龍投入他懷抱的橋段,大有肥皂劇風情。

給每個人物加戲,司徒協請薇龍吃飯,陪她采購結婚衣物,在船上扮演三角戀,又一起去上海婚外戀,整個“調教”過程有頭有尾。哪怕喬誠爵士,原作中偶爾現身,在影片中頻頻出現。值得注意的是,對喬琪不吝筆墨,除了與薇龍的幽會之外,增加了他的養蛇、祭拜母親、與父親沖突等段子,顯示這個“十三少爺”的屈辱和乖戾。同樣梁太太回想她給丈夫送葬的情景,以及描寫喬誠家衆多姨太太、婚事不斷、子孫滿堂合家歡照片等。這些段落加強了人物性格,意在體現原作中殖民地華人社會的權力機制,喬琪和薇龍連同梁太太都是受糟踐撥弄的,盡管基本上是揭露中國舊家庭的套路,也顯出改編的想象與創意。這一切似乎都可以接受,如果能讓薇龍這一形象站得住的話。

...

所有加分對薇龍等于做減法,這也跟整個攝制過程與導演意向有關。且不說個個容光煥發,從俞飛鴻、梁洛施以及無中生有的白冰,盡搶戲之能事,把薇龍擠到逼角裡,不過,換個名角兒也未必有多大改變。“白膩”的梁太太少了“青蒼”,喬琪毫無“石膏像”的影子,吉婕的大眼睛并不“鬼陰陰”,也沒有“肅殺之氣”,“小财主”司徒協很有文化,薇龍當翻譯,向洋人介紹馬賽克貼面技術的曆史。他們都跟原作不搭,大約因為許鞍華的“救贖”的恻隐之心,把他們齊齊送向光明。更主要是薇龍,未能體現其複雜的内心戲,将之轉變為創造性的視覺語言。如小說中她生病這一段,明白下意識裡不願回上海,這重要一筆被删去,把因玻璃球回憶起上海老家的一段放到先前在喬琪房裡,跟他說起“我媽媽的梳妝台是黃楊木的,放着桃子型的瓷缸……”這個玻璃球出現在蜜月期間船上的内心獨白,所謂“很厚實,很靠得住”,藉以映襯坐在身邊的喬琪的浮浪不忠。這些挪移固然使虛構的情節得以延續,且似乎巧妙塗上一層原作的靈暈。薇龍這場病從夏至秋,經曆了“走!不走!走!不走!”的激烈情緒波動,影片卻輕輕跳過——沒病,加出了她上船的戲,因掉落箱子給人罵一句“嫁不出去”而決意回到梁太太那裡。

...

影片聚焦于欲望,沒錯。張愛玲一開始就信奉弗洛伊德的情欲觀,《第一爐香》是淑女風格,給遮住了,而在晚年作品《色,戒》裡浮出地表。李安大加發揮而獲得成功,是因為刻畫人性恰到好處,或更勝原作,鏡頭之生猛大膽越過好萊塢底線。它沒入圍奧斯卡,而能在威尼斯獲最佳影片獎,不盡因為評委主席是張藝謀,成員中如拍《本能》的保羅·範霍文和拍《肥女孩》的法國女導凱瑟琳·布雷亞,都是國際影壇的情色大腕。影片《第一爐香》把欲望兜底翻上桌面,喬琪和吉婕這一對混血兄妹成了宣示力比多的象征。在薇龍去喬家借廚師的一場,喬琪對她說:“我也要黑鐵床,叫你妹妹出去,我倆可以睡。”或者在船上吉婕對薇龍大談混血兒的荷爾蒙,并問:“你上過幾個男人?”這類台詞大約會使張愛玲瞠目結舌,自歎勿如。這些固然與原作大相徑庭,似乎也可以理解,問題是影片更着眼于物欲而非情欲,與其說是刻畫人性,毋甯是在渲染豪華,豪宅、豪車、名包、名表、手镯,亮麗的明星陣容,喬琪的肌肉、吉婕的舞姿……可謂極視聽之娛,除了梁太太比較立體、複雜,其餘人物基本上流于表面和平面。

...

《第一爐香》英文名為Love after Love,一部1992年的法國電影與此同名,由黛安讷·寇麗絲執導,伊莎貝爾·于佩爾主演。影片描寫女主周旋于丈夫和情人之間,出軌和背叛似家常便飯,不乏肥皂劇式的情緒沖突。雖然中國人的戀愛方式不必如歇斯底裡自殺之類的激烈表現,但《第一爐香》中的感情糾葛都在計算之中,在權力關系的桎梏中,順理成章,溫柔敦厚。在船上司徒協推搡喬琪,也波瀾不驚,以及喬琪不讓薇龍跟司徒去上海,似在說明他不光具動物欲望,還是有感情的,而薇龍要他“聽話”,要給他帶回五香豆、芝麻糖,于是演出了溫馨的一幕。這或許是影片宣傳所說的“人性溫暖”,卻像兒戲一樣令人發笑。

原作再三描繪薇龍的“不可理喻的蠻暴的熱情”,影片中她從打開衣櫥那一刻起,就淪為物質和金錢的奴隸,就像衣櫥被通亮的燈光所籠罩,她始終顯得透亮、平扁而呆闆。按理說既然增加了床戲,也可拍得認真一點,至少如喬琪說的帶來情欲的“快樂”,卻不尴不尬貼錯标簽。盡管影片不少她的留戀、悲傷和迷惘的特寫鏡頭,卻難于引起共鳴。說實在,描寫女性受到舊家庭制度的迫害和都市誘惑而堕落的作品,在現代文學中屢見不鮮,而張愛玲淡化道德和外在因素而凸顯薇龍自覺其“不可理喻”,這觸及人性的“啟示”,也是與衆不同之處。但影片卻陷入了老套,特别是最後“我愛你,沒良心的!”的掏肺徹心的呼喊,好像最後給觀衆吃了一粒苦花生,整個人物随之崩塌。觀衆對她的虛榮、苟且與心機都可理解,而對那種自我撇清的天真,則難以下咽。

不知是否有于佩爾那樣的演員,年少的或年長的,扮演壞女人候分刻數,拿捏入微。我覺得以目前影視生态而言,是不大合适拍攝《第一爐香》的。我們久已習慣于盛世繁華、同質個性、扁平的顔值審美、資本的侵蝕和凡爾賽的價值觀,很難進入百年前“亂世”的生存樣态與時代氛圍、頹蕩的奢華與頹敗線上掙紮的愛情。

...

張愛玲對自己的作品有潔癖,當年在上海把《傾城之戀》搬上舞台,她一定要自己編,自己挑選導演和女主角,“我甯願少收入點錢,也不願劇本為他人所歪曲”。1984年由邵氏公司搬上銀幕,許鞍華執導,張愛玲認為“時過境遷,我現在不會再堅持從前的辦法”。邵氏還有意拍《第一爐香》,因《傾城之戀》反應不佳而作罷。至1986年11月,宋淇将《第一爐香》的版權授予一家獨立制片公司,不久公司倒閉,電影沒了下文。對此張愛玲除了接受,沒任何表示(張愛玲、宋淇、宋邝文美:《書不盡言:張愛玲往來書信集II》,宋以朗編,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20年,187、289、467頁),現在能拍成電影總是件好事,更何況許鞍華,三度執導,曆時數十年不變初衷,對張作的影視傳播端的是天字第一号忠粉功臣。

...

事實上,任何經典的生命在于閱讀與傳播,否則不成其為經典,而閱讀,如德賽都所言,猶如“偷獵”——一個讀者不顧死活把作者占為己有的比喻。照這麼說,經典通過“死亡”而轉生為公衆的記憶,正如這“第一爐香”是誰的?是許鞍華的,是王安憶的,也屬于每一個觀衆,反正不是張愛玲的。有人說影片的翻拍引起無數對話,這比失敗或成功更有意義,而在對話中“祖師奶奶”一直在那裡,如活的幽靈——細思極恐!

原載“上海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