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彩排》里，影像从一开始就拒绝被理解为一种单向度的记录，更像是在构建一套关于行为、意图与自我意识的试验，是观众看出内森在表演更难？还是内森意识到自己在表演更难？这个问题关乎纪录影像中主体与角色是否还能被清晰区分。是我喜欢的结构类型题材，一如提喻纽约的电视剧版。高度自觉的“纪录片”，这种自觉并不体现在形式的新奇，而体现在对媒介位置的持续反思，不是说这种形式被提前尝试过就不够新，而是完成度取决优秀程度。

当将准备这一行为推向极端、使一切降维成被无限预演、修正与替换的系统时，在内森的世界里，我们看到了他上帝版的创造出一个个场景一个个环节，有此形成一层层的平行线，这种创造并不服务于现实的改善，而服务于一种对不确定性的消解，真实并未消失，却被持续地延宕与挪用。本来以为是单元剧，结果演变为套层剧，在一场盛大的彩排里不断向前画着一道道平行线，创建出一个虚无的时空，内森自足地穿越其间，这里的自足并不意味着自由，反而意味着一种不断向内收缩的控制逻辑。

但好景不长，因为平行线在一个可以无限延展的平面内是往前画画不完的，这种无穷并未带来开放性，反而制造出一种令人窒息的密度，大到一个决定，甚至小到一次呼吸，都值得一次排练，情到深处不由自主地安排一次排练；同时平行线间找不到出口，除了内森以外的人物难以在此获得透气的缺口，他们被固定在被测试、被替代的位置上，因此光靠彩排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于是我们看到平行线畸变成一个同心圆，一个有内森荡漾开的圆，结构在这里发生了关键性的反转，他开始作为被彩排的主体，作为假扮自己的客体，占据叙事的核心自己对自己进行排练，甚至逐渐隐去排练的过程优先展示最终的结果，这一转变让纪录的姿态不再指向外部世界，而彻底指向自我循环的封闭系统。但毫无疑问的，当行动本身只剩下结构层面的有效性，这个同心圆在最后的时刻势必会坍缩成一个奇点，也证明了我们无权成为上帝去控制生活的走向，更无法抢走别人的声音。

而最后的台词更是又向后推了一层，将我们观众放置在一个并不舒适的位置上，这种不适并非来自揭露本身，而来自一种被牵连的自觉，让我们想是不是在媒介之外，“真正”的世界里内森拍这六集时会不会进行彩排。我们清楚地看到操控的痕迹，又被迫承认这种操控所带来的秩序感与安慰感，这种矛盾恰恰构成了观看的陷阱。我们开始思考导演/观众/演员（真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和地位，观看本身是否也参与了这套预演机制，我们在判断他人行为合理性的同时是否已经默认了影像拥有替代现实进行演算的权力。

从一开始看上去还算是个社会实验真人秀节目旨在探讨提前规划和模拟的议题，逐渐转向更为尖锐的问题层面，当内森将他人的人生被纳入创作流程，影像是否仍然承担着记录的义务，还是已经滑向一种自足的封闭实验。彩排的关键不在于它是否真实再现了生活，而在于它让“真实”成为一种可以被反复调用的资源，人物在其中逐渐退化为变量，导演的控制欲则被毫不掩饰地暴露出来，这种暴露并未通过自嘲完成抵消，反而变得愈发尖锐，于是作品最终指向的也不再是方法的聪明，而是立场的危险性。于是，我们便见证了一位天才的诞生，是新时代的卡萨维蒂斯，伍迪艾伦，查理考夫曼（当然言重了哈，单纯看完觉得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