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說這是一個人的死亡所引發的墜落分析，不如說是通過語詞逐字逐句對一對夫妻，她們的關系、個性、孩子、工作、作品的分析，由此可見，連庭審如此代表威嚴公平正義的場合，追求的都不是客觀事實，而是借由物證和人證還原的法律事實，法律事實的碎片牽引了法官和陪審團的内心自證，她們審判她有罪無罪。隻言片語不能定一個人的罪，在任何情況下，那是一種暴zheng。

宣傳喉舌污染語言，短視頻縮減深度，影片給所有人上了一堂語言課，“意外死亡的審判”構成必要性，嫉妒她們奢侈地用所有人的時間去分析語言，也羨慕她們靈敏地反駁或是自證每一個詞，每一句話，精準地限縮在一定情景或是争論。語言是承載思想的工具，它沒有被人們意識到是一門工具，一項載體，是因為它被濫用、泛用、模糊使用到一定程度，人們已經不再在乎說了什麼，什麼沒說，一切都不如沉默，來得振聾發聩，來得安全。

裡面的人們時時刻刻都在争論，一丁點不同可能就會影響罪與非罪的判決，疏忽不得。再說律師一直的形象不都是伶牙俐齒、嘴皮子尖利的“訟師”，作家的作品即使聲明虛構，也會被認為與她個人有關，還可能被冠上“最擅長欺騙”的名頭。從丹尼爾要證明他站在樓下便能聽見她們平靜的争吵，惠樂提出她是用英文争吵的，而不是法語，代替她模拟情景的警官不應該用法語，就為她和死去的丈夫關于語言使用的争吵拉開序幕。她的丈夫塞缪爾認為她們現在在法國，該用法語，而不是英語，他們在一起遷就惠勒，但是惠勒是德國人，母語也不是英語，她們選擇了中間地帶。庭審時，每當她要快速表達複雜的情感，都必須換回英語，退回安全區，而不是更為不熟的法語。

來采訪惠勒的女學生作證，檢察官用了一個詞，“勾引”，“你是否認為她在勾引你？”女學生解釋道，“她很久沒有見什麼新人了，感覺無聊”，所以她表現得較為情緒化，喝了點酒，“這種形式的勾引”。惠勒的律師文森特強調，“勾引一詞包含了很多種形式”。它可以是新鮮感、有趣、吸引力，較為輕淺的形式。塞缪爾的心理醫生出庭作證，文森特随意問道，在醫生咨詢生涯裡自殺的病人有多少位。醫生厘清在法語裡，“自殺”專指嘗試自殺并成功的人，所以數字是零。文森特認為他問的是前者，嘗試自殺這一行為。他們對自殺有彼此不同的理解。檢察官咄咄逼人問起惠勒，“在兒子車禍後，你是否責怪你的丈夫？”如此典型的封閉性問題，惠勒沒有輕易地回答“是”或“否”，因為人人都明白，母親對失職父親無法避免的責怪是常态，她說“有過一小段時間”，但是之後，她更讨厭的是丈夫對待兒子的态度，被标記的殘障小孩，如何讓一個小孩去消化他的一生，以殘障的方式，過他僅有的唯一的生活。她怨恨的不是他的疏忽，而是“塞缪爾把自身的痛苦投射到丹尼爾身上”，他在以這種方式贖罪。

文森特在黑夜的酒後誇贊惠勒，她很“ambitious”，中文翻譯成“野心勃勃”，野心勃勃本身帶有貶義，特别是被用來形容女性，仿佛她是不好控制，頑固的。“ambitious”更适合翻譯為“雄心勃勃”，惠勒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負。一個男證人出庭作證，他研究的是柴棚血迹，他的用詞“蓄意一推”，似乎他親眼目睹并笃定事情如何發生。文森特提醒法庭，他說的“是假設，而不是解釋”。女證人就同一事實作證，“假設”“我認為”“不太可能”“可能性很小”，檢察官抓住了“可能”的漏洞，“可能性很小，也意味着可能發生”，女證人毫不留情地反駁他，“那我還可能成為總統呢”。在這場戲裡，男證人笃定妻子殺死了丈夫，“蓄意一推”，而女證人則認為事實恰恰相反，每個人都站在自己的偏見裡，為事件“蓋棺定論”。個人認為，心理醫生的證明力非常弱，就像惠勒所言，“如果是我的心理醫生出庭，一定也會把塞缪爾形容成一個混蛋”，心理醫生所聽的是單方證言，“證言”本身存僞，還是傳來證據，屬于轉述，證明力更弱了。

檢察官使出絕招，抽出惠勒的一本書，你丈夫在錄音裡指控你掠奪了他的創意，那麼就來聽聽書本。這不是文學辯論，判斷的基礎是事實，而不是書本的隻言片語。辯方律師說道“小說不是生活，作家不是她筆下的人物”，檢察官所說的想要謀殺丈夫的女人，是故事裡的一個配角。正義不能靠文學聲張，真實與虛構之間永遠有一道線，不認可報道的新方式，對于人物的整個故事保持真實，為了突出相應的内容，虛構填充适當的細節。新聞的力道在于真實性，虛構為它增添了文學性，卻削弱了本該有的真實笃信所具有的荒誕感。“原來小說裡說的一切都是真的”“原來現實生活中也會發生這樣的事”，這樣的感慨不會有了，因為讀者掙紮在真實與虛構之間。它是文學的遊戲，不是新聞的工具。文森特發問後來出場的男證人，他任意揣測了錄音後半段的内容，惠勒對丈夫的毆打，“你說的是預演，這是你個人的主觀看法，添加的個人解釋，用一個假設來填補未知”，律師在庭審的作用，有一個就是挑揀真實，刨開幻想假設和虛構，在法庭真實上舞蹈。

如果人們非要就一樁死亡猜測責任人，願意相信是塞缪爾本人。文森特的結案陳詞非常精彩，“如果非要說惠勒有什麼失敗，那就是她在丈夫失敗的領域取得了成功。”她的短發，她的“強勢”和“咄咄逼人”都可以成為罪證，甚至她一本又一本出版的書，無不彰顯着丈夫的弱勢與無能。錄音裡的争吵，惠勒清晰洞察了丈夫想要把一切都怪罪在自己身上的行徑，“你的慷慨掩蓋了其他更肮髒更刻薄的事，你不能面對自己的野心，并為此怨恨我，你的自尊心爆炸，秉持着該死的标準。”他非要在家教導小孩，是為了彌補自身的愧疚，對丹尼爾疏忽的愧疚，他必須得裝修房屋，是因為他非要堅持回自己老家，舉家遷過來。他想要寫出些什麼，他為此暫停教職，一心寫作，他寫不出來什麼，一本書都寫不出來，為此他責怪她偷竊了他的創意。是他放棄了那個創意，并同意了她的使用，反過來，這成為了争吵時的一把利劍。在丹尼爾想要證實父母并未劇烈争吵的晚上，惠勒在鋼琴旁對他說，“今天下午是不是很難熬？你必須原原本本地說出來，我不想你撒謊。”隐含着她有這個信心，孩子即使什麼都講出來，她也有信心。庭審結束了，她對文森特說“塞缪爾不是這樣的”，她輕聲否認了那個讓她陷入自證清白境地的老公，是一個失敗者，就如丹尼爾回憶起來，她沒有那麼深的恨意，去殺掉那個男人。反倒是另一邊的回憶，關于父親精神不振、自殺未遂，說出一些似是而非的遺言，回憶的細節幫他重塑了記憶，感情的天平逐漸偏向母親。在缺乏一切客觀證據時，也許得由孩子的記憶來做決斷，誰是加害人，誰是受害者，或許沒有那個加害人和受害者，聽起來挺夢幻的，不過隻能如此結尾，不是嗎。

不要輕視言語，它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