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翻这些年国产犯罪片里的女性角色。

但凡她要谋财害命也好，伤人骗人也好，哪怕只是做点法律或公德不太允许的出格事情，剧本通常会先给她安排一段苦情前史。

被老公打了，被渣男骗了，被坏人欺负了，被全世界亏待了，或是要维护某种缺位的正义。这样一来，观众才会点点头，觉得可以接受。

所以基本上那些女性犯罪角色，清一色都有个直接或间接被伤害的起点，好像不被伤害就不配犯罪似的。

这个模式的潜台词是，你想拍女性害人是可以的，但你得先证明她或她在乎的人（多半也得是女性）是受害者，也就是得有张入场券，这张入场券叫做苦难。

多年来都是这一套，直到我们看到了《蜂蜜的针》。

袁泉演的支宁，跟上面那些女性全都不一样，她杀人不是因为谁亏欠了她。从头到尾，可以说没有人欺凌、欺骗、背叛她，或者至少没有把她逼到非得下死手的地步。她只是看上了一个男人，不想跟任何人分享这个男人，谁挡路她就把谁弄掉。

动机就这么简单，简单到让人害怕。

这种害怕跟暴力没有太大关系，里面那些杀人的场面，无论是浴缸电击，悬崖推人，还是直接上刀子，论血腥程度，国产犯罪片里比这猛的多了去了。

但这些犯罪都让人有另一种不适，因为你在这个角色身上找不到那张入场券。支宁年轻时感情不太顺利，如今人到中年做一份农科院的科研工作，经济条件不差，也有算是说得上话的朋友（还拼命带她融入社交），没有受过什么大的心理创伤，后来查出身患重症但也不是任何人害的，她杀人就是出于偏执和占有欲。

这就触到了一个很微妙的地方。

我们平时看国产片里的男性角色干坏事，都挺能接受的。不需要给他们安排太多的苦情，观众自己就能闭环，觉得男人嘛多的是坏人，出几个大坏种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那不是再正常不过了。

可是换成一个女人，纯粹因为她自己的欲望主动选择去害人，观众的理解系统顿时拉警报了。哪怕电影的叙述逻辑是成立的，还是会觉得脑子里有个声音在提醒：这不对，这不合理，这不应该。

许多人嘴上老说想看复杂的女性角色，但到底能接受多复杂？有个上限的对吧。这个上限大概是，她可以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但她必须有苦衷，必须是走投无路没办法了才选择这条路。

可支宁这个角色偏偏不吃这套。考虑到袁泉在本片的妆容，连“疯批美人”几个字都不适用。

导致很多人看完的直接反应是：这女人疯了。

疯了这两个字特别好用，一旦你认定她疯了，一切就都说得通了，疯子什么事干不出来？咱们也就不用费劲去理解她了，把她归到精神病那一栏，推到正常人的对立面，安全地在这边旁观就好。

但仔细看看电影，支宁真的疯了吗？

她跟踪暗恋的文学老师寇逸，观察他身边每一个女人，判断谁是威胁，然后一个个解决，作案手法周密，时机选择精确，杀完人还能冷静地伪装现场、报警、装出惊恐的样子、编造一套谎话、跟各路人马周旋……这是一个失控的人能干出来的事吗？

相反，她可太清醒了吧，甚至可以说是整个电影里最清醒的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后果是什么，然后毫不犹豫做了。

你去看国外作品里的恶女形象，谱系比我们丰富得多。《杀死伊芙》里的女杀手杀人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她享受这件事。《珀尔》的女主角是一个在农场里闷到发霉的女人，她的暴力完全是自发的，不需要任何外部刺激。日韩影视里那些动辄校园霸凌、谋财害命的女恶人就更不必说了。

但这边不行，我们的叙事传统给女性犯罪留的空间极其逼仄。你想坏可以，但你得是某种更大的恶意的牺牲品，这样观众就可以把怒火指向社会和其他族群，而不用面对一个更深层的不适——一个正常清醒、没被谁亏欠的女人，也可以主动选择作恶。

换一个编剧来写《蜂蜜的针》，肯定要给观众一个交代。比如女主角小时候被性侵过，被父母抛弃过，曾经失去了挚爱的人，要么就是经历过什么不可言说的创伤。观众拿到这个答案，就像拿到一颗止痛药，吞下去，不适感就消失了：我理解了，她之所以变成这样是有原因的。

但支宁没有这颗止痛药，电影从头到尾没有给她的行为提供一个让你安心的解释。

你说她的动机是爱吗？也许是有的，但那个爱的外壳包裹的东西，拆开来全是欲望、占有、控制，近乎冰冷的理性计算。

你可以说她有心理疾病，但电影没有这么定性，你也可以说她是反社会人格，但电影也没有这么说。它就是把这个人的行为一五一十地摆在你面前，不做道德审判，不提供任何安慰。

很有意思的是，这部电影其实十年前就拍完了，原名叫《没有别的爱》，因为各种原因雪藏了十年，换了导演署名，删掉了有争议的演员，改了名字，才在今年上映。

十年前拍的东西，十年后看居然不过时，甚至还显得超前，独树一帜，说明并非中国观众不能接受这种叙事，而是十年来根本没有人拍。

这十年里国产犯罪片出了多少部，光是跟某陈姓导演沾边的就两只手都数不过来了。可哪怕很多故事已经放置在东南亚，可以大范围地出格和免责，片里的女性罪犯还是刻板的，要么是受害者，要么是复仇者，要么索性是工具人。

没有一个像支宁这样的，既不受害也不复仇，就是纯粹且主动地施暴，不需要任何理由。

这种恶意放在男性角色身上司空见惯，可换成一个女人这么干，片子很可能连过审都过不了。

审查当然不会说不能拍女性主动犯罪，但整个创作环境、市场环境、舆论环境，都自动给这类角色加上了一道过滤网。

我们的文化叙事好像对女性有一种很深的不信任，不是不信任她们的能力，而是不信任她们有独立作恶的主体性。好像女人干坏事，一定是被谁带坏了，或是被某种不幸的命运推着走的。

如果你告诉观众，不是的，她就是自己选的，没人逼她，她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很多人接受不了这个。

接受不了的原因也好理解，因为一旦你承认一个正常女性可以主动选择作恶，那我们关于女性的很多预设就得跟着松动。女人是温柔的、善良的、被动的、需要被保护的，这些种种预设像一个大气垫，支撑着我们对性别关系的理解。

支宁这个角色，人如片名，就像一根蜂蜜的针，一针把这个大气垫扎漏了。

这么多年没有人拍《蜂蜜的针》这种电影，不太可能缺少意愿或能力，多半是没有这个胆子。就连这个电影剧本也不是本土的，改编自德国女作家的畅销书《公鸡已死》，而且人设和调性上动得不多，跟原著颇为相近，很多台词甚至都带有翻译腔痕迹，更加能说明问题。

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人拍这样的东西，也许国产片很难再有另一部《蜂蜜的针》了。它就是一个十足的异类，恰好在各方面时机都到位时挤进院线，试探我们到底能承受多少真实。

试探的结果呢？首周末票房六百多万，排片和上座都很一般。

你看，大家还是有点怕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