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浪潮不斷前進的今天，跨國資本的興起、媒體技術的多維度發展與資本主義的版圖擴張促進了世界性的景觀社會的形成，影響着多元文化現象并推動了全球消費。在這樣的語境下，電影是呈現景觀與全球化之間的關系的重要一環，觀衆通過由攝像機記錄下來的光與影并跟随着導演的叙事構建新的想象，再結合自身的社會生活經驗反饋到具體的實踐中。正如法國哲學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其著作《景觀社會》中指出，景觀并非簡單圖像的集合，而是一種通過圖像為中介所生成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是所有注意力、意識形态彙聚的地方（包括幻覺和虛假意識）。（12）換言之，“景觀”不能被認為是對圖像的大量傳播，而應該是一種有效的世界觀通過物質進行表達的方式，即其實質可以被視為資本和媒介技術雙重作用下的現代消費社會的新形式。由此，全球化與景觀社會之間的關系是雙向的，二者相互作用并加強各自的影響力：全球化使得原本單一的景觀願景得以被更多不同的視角所解讀，顯著的擴大了它的傳播範圍；其次，高度發達的媒體傳播能力被加強，信息的流通帶領着資本主義鑽進世界的各個角落，将個人的真實體驗轉化為可供大衆消費的對象，并塑造了個人與其所關聯的群組間更多種多樣的聯系。于是在異化的過程中，個人的身份認同、文化價值、社會關系都有了新的内涵，在消費主義的驅動下被重新定義。

2024年獲得戛納金棕榈獎的電影《阿諾拉》（Anora）正是對于全球化景觀社會背景下人們在資本構建出來的幻想中逐漸迷失自我的深刻反思，用現代灰姑娘的諷刺愛情故事戳破了虛幻的媒體泡沫。本文将在此基礎上，從個體身份商品化帶來的壓迫、階級差異與幻想願景的表現以及媒體景觀的重塑和侵蝕人際關系三個角度來思考全球化和景觀機制之間的關系和其深遠的影響。

首先是阿諾拉的角色設置以及她所呈現的身份商品化思考。正如學者Appardurai有關于全球化下的族群景觀的探讨，“虛構的祖國構成了去領土化群體的景觀，它們往往會變得非常荒誕和片面，以至于為新的意識形态景觀提供了素材，種族沖突可能就從這些意識形态景觀中爆發，地方性轉變為身份認同的舞台。”（38）這意味着景觀制度下生存的人們或許會面臨着本身民族獨特性被同質化的可能。電影中的女主阿諾拉是有着俄羅斯血統美國長大的新移民，她跟随着同樣受過情感創傷的母親來到了美國，并在這個“理想國度”裡開啟她們的新生活，她們都放棄了部分本身的文化特征。德波的理論進一步闡釋，“景觀社會将真實生活簡化為符号，從而遮蔽了其複雜性和多樣性”。（p24）在全球化背景下，這種符号化進程被加速，地方文化被重塑為統一的、同質化的全球消費産品。Anora這一名字有明顯的民族色彩，但在她進入新社會後她賦予了自己一個最典型的美國人名字-Anne，并拒絕說她的母語，取而代之的是純粹的英語環境，試圖掩蓋自己的本初文化身份。而她對自我名字的抗拒其實也來源于工作和經濟壓力帶來的妥協，随着影片發展我們能夠看到Anora是Anne心中那個真正渴望愛情的小女生情節，而為了從事性工作她不得不創造出一個“Anne“讓自己沉醉在金錢帶來的麻木裡。很顯然，這是資本帶來的打壓。不僅如此，她在語言的使用上扮演的是上位者的身份，影片中多次嘲笑那些帶有俄羅斯口音的英語發音，并且她從妝造上、生活習慣上都在努力扮演一個普通的美國派隊女孩。但無論如何，最終都改變不了她始終是一個異鄉人的現實，而她這種過于美好的想象本身也意味着它的不可實現性。這一設定無疑反映出了全球化吸引了大量其他民族的人來到美國，在這裡，新的景觀被構建，她們的身份以及社會關系網也被重塑。但與此同時，新移民本身的文化多元性被消磨，同質化也成為了融入新環境的代價，一個更大的願景在這樣的語境裡被創造 – 被華麗包裝的美國夢。諷刺的是，阿諾拉對于自我文化的再度認同同樣來源于資本主義的驅動，她在脫衣舞娘俱樂部和俄羅斯的富家子弟Vanya的結識來自于他們共同分享的文化背景。最初，二人隻是滿足彼此性需求的雇傭關系，但最後演變成一場瘋狂的閃婚，續寫現代灰姑娘在幻想世界裡短暫的狂歡。“美國夢”在電影裡被刻畫成了一種相互利用，阿諾拉被欲望沖昏了頭腦，沉浸在虛幻的階級跨越的美夢中，她以為自己真的遇到了王子，利用Vanya實現了生活上質的飛躍，而實際上Vanya也借助Anora的美國身份拿到了綠卡，嘗試逃離家族對他的掌控。他們彼此成為了彼此的“美國夢”，都是帶有極強烈的目的性進入的這段關系，所謂的愛情隻是二者之間的調劑品。

除此之外，本身脫衣舞娘的職業就是女性身體基礎上的商品化，更是男性物化女性在消費主義中的“被合理化”的産物，這一身份極具性别化特征。尤其在景觀社會當中，女性的身體成為了可供消費的“商品”，被符号化為吸引眼球、挑逗男性欲望的工具。正如學者Richard所提及，“消費在日常生活中構成了很多東西，包括身份、願望和想象。由于不公正和剝削性的生産體系，人類對商品中蘊含的痛苦和苦難視而不見。”(113) 這意味着，全球化帶來了一種娛樂至上的欲望，其中消費文化成為了景觀社會的核心驅動力，它削弱了生産過程中可能伴随的苦難，将許多不平等的社會問題（如性别客體化、勞工剝削等）包裝為可供大衆娛樂的内容，最終“明碼标價”。肖恩貝克在影片前半部分塑造仍沉浸在幻想裡的阿諾拉的角色形象時，用了大量大膽的性愛鏡頭，也帶領着觀衆去反思這在傳統價值觀中上不了台面的職業被用作了滿足大衆“性感”“反叛”“可供購買”的文化想象，這本質上是對于工作者本身付出的剝削，亦可被稱之為“去勞動化”，人們僅僅隻關注到了娛樂消費中身體作為視覺符号帶來的快感，忽略了景觀社會強化性别角色的刻闆叙事的事實以及她們所處的底層環境。阿諾拉在紐約的住所是一間靠近火車站的合租公寓，而她在霓虹燈環繞、嘻哈音樂刺激感官的俱樂部中登場時，卻成為了衆人關注的焦點。Oliveira 對此認為，“奇觀在整個社會中傳播，通過商品、遵循主觀滿足的确定模式或形象的行為、使生活轉化為表演和關系。”（2664）就像此時的阿諾拉，被包裝成一個被消費的商品/一種表演，背景與身份被徹底隐去。然而，當她脫下光鮮的外衣，回到簡陋的現實生活中，這種鮮明的反差不僅揭示了她真實的生存困境，也讓觀衆更加直觀地感受到全球化景觀社會對個體的異化與掩蓋。

其次是全球化下的媒體景觀對于個人生活的操控和隐私的娛樂化。阿諾拉的身份在媒體景觀的塑造下，逐漸從一個普通的脫衣舞娘轉化為全球矚目的消費符号，她不再是一個具備複雜性和獨特經曆的個體，而是被包裝成“底層逆襲”的象征，以滿足受衆對成功神話的幻想。從Douglas Kellner的視角來看，“在媒體奇觀的世界裡，名人也是被制造和管理的。與此同時，名人總是醜聞的犧牲品。”（p4）換言之，當一個人被商品社會賦予全新的價值及其可供大衆娛樂的特性被挖掘時，她的私人生活也将毫無保留地展現在大衆面前。Anora和Vanya的高調且瘋狂的婚姻對于更大的外部世界來說是荒唐可笑的，媒體不僅将這段花邊新聞包裝成“社會盛事”，更是迅速捕捉到了所謂的“家族醜聞”，大肆宣揚一個妓女的上位史，并嘲笑俄羅斯家族對于後代的管控不嚴，一瞬間，這段美好的童話成為了衆矢之的，而他們的故事也登上了全球報紙的頭條、社交媒體平台上的熱門話題等，引起廣泛的關注。

與此同時，媒體的視角更多放在了挖掘Anora“淫亂的過去”上，通過采訪身邊人、過去與她有過關聯的嫖客等方式不斷曝光且過度解讀她的經曆，着重強調她先前的脫衣舞娘的身份，她的形象在媒體的宣傳下被無限放大，而媒體也成功給人們創建了一個新的窗口，以此來窺視阿諾拉的創傷和情感，并把它演變成娛樂消費的商品。Steger将有影響力的全球化定義分成了四個核心特征，其中最突出的體現在于社會關系、活動和相互依賴的擴展和延伸以及全球化涉及社會交流和活動的加強和加速（10）。正是因為強大的全球媒體交流平台和互聯網的出現，才得以讓這些信息在短時間内傳播，将Anora作為“人”的存在抹去，賦予其新的娛樂内涵，變成無限循環的商品。而每一個媒體平台的使用者和“醜聞”的觀看者在參與探究他人私人生活的同時都在增加消費。由此可見，景觀機制的典型表現是切割、重構私人生活經曆，并對重新編排出一套适用于滿足全球觀衆期待的故事。一方面，它增強了美國夢的權力話語，讓大量和Anora有着共情處境的人陷入更深的漩渦，另一方面持續消費人身上的苦難，并通過全球網絡實現利益最大化，主導消費文化的邏輯。

最後，我們必須注意到的是景觀社會裡對人際關系的塑造以及全球形象的重視。Vanya的家族代表着社會中存在的精英階層，他們對于自身财富和權力的展示以及家族形象的塑造都是全球景觀社會中的重要元素。Anora的介入顯然打破了這種平衡，她也成為了富人世界裡的眼中釘，她對于愛情的純真追求被形容為貪婪的欲望。全球化誠然帶來了“流動的可能”，但已經固化的階級景觀會給每一個想要擠進這個世界的人無限的阻力。由此，俄羅斯寡頭的孩子的婚姻已遠遠超出愛情的單一屬性，而被賦上了具有商品價值、社會形象宣傳價值的産物，從底層邏輯來看，這是一場交易，更是鞏固地位的手段。導演巧妙的将影片的後半段與美國西部牛仔式流行的公路片元素相結合，去探讨當下人與人之間因資本催化而産生的“緊張追逐關系”，以及階級差異的決定性作用。 在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時，Vanya選擇了逃跑，将Anora一人留在更大的麻煩當中。對于一直掌握着财富的上級階層的人而言，這隻不過是一場玩樂，他的财富和社會地位賦予了他輕視“危機”以及随時“抽身”的特權。但對于身處底層社會的人來說，這毫無疑問是一場巨大的打擊，Anora和來自俄羅斯的“打手”們一同踏上了尋找這個纨绔子弟的旅程，被迫承擔起解決問題的責任。他們的旅程映射了全球化資本體系中權力的不對等和底層個體被迫在資本邏輯下追逐目标的無奈處境，并凸顯了人的工具性。這樣的情節和Appardurai的觀點不謀而合，她提到“正是在去領土化的沃土中，金錢、商品和人不斷地在世界各地追逐着彼此，現代世界的媒體景觀和意識形态景觀也在其中找到了支離破碎的對應物。因為大衆媒體産生的觀念和圖像往往隻是去領土化人群相互傳遞的商品和經驗的部分指南。”（38）其中，她所指的“支離破碎的對應物”與影片内被娛樂化、變成消費符号的Anora所對應，而Anora的行動不僅是對Vanya的追逐，更是一種在全球資本體系中對自身位置和身份的無奈追索，更是對自我迷失的反省。現代媒體對這一過程的放大與符号化，使得這段旅程不僅是地理上的移動，也成為全球化“景觀社會”中人與資本、商品的糾纏與階層差異帶來的掙紮和剝削的縮影。

總體而言，肖恩貝克精準地捕捉到了當下社會裡潛藏的危機，通過精妙的叙事與深刻的符号化表達，揭示了全球化資本主義與景觀社會所搭建的虛假願景操控個人身份商品化的底層邏輯、對文化多元化的抵抗和人際關系的深遠影響。正如Berger所言，“在現代工業化社會中，生活被無休止的奇觀所主導，我們已經從直接的生活體驗轉變為被表象所主導的生活，其中非生命或不真實的生活方面現在比我們的生活體驗更重要。”（140）就像影片中阿諾拉身份上的戲劇性轉變、婚姻與醜聞的媒介化呈現以及她與上層社會的沖突互動，生動展現了景觀機制将一切轉變為消費對象和娛樂符号的強大能力。影片最終在漫天大雪裡收尾，Anora又回到了那個高鐵站附近的合租房，帶着一身傷重新迎接最本真她的起點。這樣的結局引發了觀衆對全球化資本體系下人際關系異化的反思：當媒體操控和消費主義悄無聲息的成為生活當中不可分割的元素時，獨特的文化背景，真實且豐富的情感、個體通過勞動實現的價值是否還能被保留？而這種對人性與社會的批判性探讨，也讓《阿諾拉》超越了一部普通的爆米花電影，成為剖析全球化社會景觀的最直觀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