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看完了《八兩金》,通勤路上耳邊全是BGM。
又發現《八兩金》和《阿郎的故事》都是1989年上映的。張艾嘉的哭笑都清純而老練。難得的是武師洪金寶,貢獻了文藝片高光時刻——情之所至,雙下巴都在演戲,毫無武人氣。
且都是相愛不能相守。不過《阿郎的故事》的故事更偏“戲劇化”——浪子回頭換不到大團圓;《八兩金》更重文學性,切換成小說一定好讀。因男女性格、共事鋪墊足夠,結尾的送金與失“金”,真·水到渠成。金山表哥相親搶手,每每勇敢向陋習說不;金山表哥與情敵對線,馬上要求執行陋習——為愛雙标真可愛。台山表妹洋氣高貴,處處安排英文單詞以示身份,卻為表哥的黃腔笑出最多哈哈哈。更不必說嶺南早春的水稻和火炬一樣的木棉花。
配樂方面,《船歌》和《傳說》都早于電影為我熟悉。但我原以為“姐兒頭上戴着杜鵑花”是民歌再制——詞句太過簡單動人。這次更加知道本片是羅大佑第一次做電影配樂。就好像坂本龍一的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也是一擊即中——要知道,配樂師看到的影片是隻有對白和聲音空白的。羅大佑一定全然共情,才寫下“移山填海”“何處是我家”。
齊豫的聲音一響起,眼淚和鄉愁自然落下來。那是人人都有的精神寄托。我可共情的還有“移一代”的實際問題——知道返鄉比融入還要困難,知道父母在那頭,也知道自己将永遠懸浮。
電影裡鄉村标語刷得有“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這就是“五愛”。我故鄉的著名“五愛街”就因此得名。80代的我已經久不思及“五愛街”“三好街”的所指了,後生可還會問為什麼嗎?仿佛這名字古來就有,不用追究。
看評論區有人介意電影港陸視角乃至鄙夷感,那真是沒有理解“知道世界上最大的唐人街在哪裡嗎?在香港诶!”這冷笑話的苦味。
香港導演、編劇張婉婷、羅啟銳要把攝像機扛進1989年的廣東,絕不容易。拍到的生育标語、火車站口号可能并非一地,但為什麼不可以把“台山”“潮汕”“廣州”雜糅呢?畢竟影片講鄉愁講命運講追逐講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當年的bug在三十年後看來尤其成了珍貴影像。
也有說張艾嘉和洪金寶大唱“我家住在黃土高坡”非常違和,是覺得廣東沒那麼“土”嗎?其實八九十年代内地娛樂沒有很發達,往往春晚和某次青年歌手大賽上的一首歌可以全國傳唱一整年。大街小巷到處播的神曲,金山客一回來就能跟着唱并不奇怪,甚至他在美國就聽到過也是可能的。
八九十年代,我家和詹詹家都有長輩移民美國;我家樓上鄰居三姐妹,大姐嫁去香港,二姐嫁去美國,小妹在等手續。他們都會在1989年聽《黃土高坡》的。
看完電影,問詹詹有沒有給我“八兩金”。我天真地說:我那個手镯是十兩對吧?詹詹鄙夷地說:可能嗎?十兩是一斤,你的手镯37克大概。
下圖中的玩具小狗我小時候有同款,我還給它取名叫“童樂”,問詹詹見過沒,說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