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本次讨論的影片是紀錄電影「T婆工廠」。影片聚焦于台灣2004年的一場由資本轉移引發勞工抗争，記錄了抗争過程中七對女同移工伴侶，包括她們的訪談紀錄、參與勞資抗争的情形、工廠宿舍的集體生活和她們的情欲體驗
暗房工人聯誼會是由一群熱愛電影和現實世界的年輕朋友組成的觀影團體。實際上，不僅對電影膠片進行顯影的原初之地被稱為暗房，電影最初被記錄下來的攝像機膠片暗盒也是暗房，作品被觀衆完整欣賞的影院也是暗房。在這些暗房之間，電影發生了什麼變化？是什麼導緻了這些變化？這是我們好奇的。無論是經典還是當代影視作品，我們尤其注意這些作品被建構的過程，其與所處的曆史與現實環境之間所發生的互動。因而也可以把我們的讨論視為對電影這一現實的顯影。 我們本次讨論的影片是紀錄電影「T婆工廠」。影片聚焦于台灣2004年的一場由資本轉移引發勞工抗争，記錄了抗争過程中七對女同移工伴侶，包括她們的訪談紀錄、參與勞資抗争的情形、工廠宿舍的集體生活和她們的情欲體驗。
...（許多内容來自于《移工的中介故事書》，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51954和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51955）
背景
首先說一下影片背景吧。這部電影上映于2010年。開篇鏡頭，移工們和TIWA的工作人員舉着橫幅抗議。發生了什麼？
2004年底，TIWA接到飛盟125名菲律賓女性移工的申訴：老闆掏空資遣，積欠員工三個月薪資，即将關廠了。TIWA一邊組織她們抗争，一邊記錄，拍着拍着，發現裡面有七對同志伴侶，就繼續這樣拍了下去。
移工們在飛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簡稱飛盟）工作。飛盟從事的是電腦主機闆及介面卡等加工、制造、買賣，是備受台灣政府稅賦優惠保護的高科技電子産業。2004年初冬，飛盟管理高層掏空公司資産，西進另起爐竈。公司并非倒閉亦非破産，僅是以公司利益考量的投資轉向。
TIWA
TIWA全稱是台灣國際勞工協會，1999年10月成立，是全國第一個以移工為服務對象的本地民間組織，關懷對象包括移工與外籍配偶。協會成員來自社會進步人士、勞工組織工作者以及本地工會幹部，除了發展本地勞動者與移工的勞動經驗交流之外，也積極倡議移工權益，發展移工自主組織，近年來分别協助成立了菲律賓勞工團結組織（Kasapi）和印尼在台勞工聯盟（Ipit）。同時，有鑒于台灣社會充斥的種族/階級隔閡與偏見，積極辦理文化活動，以轉化台灣社會對于外籍勞動者的認識，進而實踐尊重、包容與平等的社會公義。
...2003年，TIWA串聯相關移工團體組成“家事服務法推動聯盟”，以民間立法方式主張家事服務業勞工應受勞動法律保障。2007年，家事服務法推動聯盟改名為台灣移工聯盟。
它是推動台灣移工運動最重要的力量。主要做三方面的事情。一是自助培力、發展組織，包括法律咨詢、勞資争議協處、勞工教育、組織移工自主團體、移工庇護。二是文化交流、弱勢發聲…包括詩文、電影、歌舞交流，移工攝影與寫作，文化導覽，社區派對。三是政策辯論、行動倡議，包括團會遊說，抗争遊行，國際串聯。
抗争時間線
2004年12月5日，飛盟國際電子公司積欠員工兩個多月的薪水，即将關廠，300多位勞工人心惶惶，其中120多位菲律賓移工更是不安。
2004年12月初，移工們向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求助。台灣關廠事件很多，但很少有移工集體抗争。TIWA接下了這個勞工申訴案。
2004年12月24日，在台北縣政府勞工局開勞資協調會。本勞、移工協議後，到勞工局與資方進行了幾次的協調。但是資方一再地不遵守承諾，幾次會議下來，積欠的薪資仍是一塊錢也沒還。
移工們基于居留期限和債務利息的時間壓力，和本勞做了多次讨論，決定在12月28日，至勞委會陳情，強調需要薪水、資遣費、轉換雇主、想回家的人的機票。勞工代表進入勞委會協商。
...2005年1月12日，第二次到勞委會陳情。
2015年1月20日，轉換雇主。
2005年2月3日，第二次轉換雇主現場，終于有英文翻譯。
四個月後，領到了積欠的工資和資遣費。
2005年5月29日，因為中介忘了幫她們延長居留證，移工被迫回國。
因為飛盟移工的抗争，勞委會在2005年12月改善了移工轉換雇主的作業程序：雇主至少要事先以書面清楚地交代工作内容和勞動條件、明訂了勞工有限的選擇雇主／工作的權利。移工可以有兩個月時間選擇，勞動條件不喜歡的地方不去，等待其他轉換機會，可是兩個月之後沒找到工作就會被送回國。
轉換雇主（兩次）
轉換雇主會導緻移工伴侶被拆散。她們希望可以被分到一個工廠。被分到一起的移工伴侶會覺得非常幸運。
八點左右，中介的車來了，将人員一批批地帶到就業服務站進行轉換。移工們等待轉換雇主協調會的開始，她們不知道自己會去到哪裡。有個移工說“不喜歡去高雄”。
到了就業服務站，沒有雙語人員的說明，移工們分别抽了号碼之後排排坐，等待不知從哪裡來、帶着什麼工作機會的中介公司代表們抽号碼。抽号、叫号，走人。移工的命運和待選的奴隸沒啥兩樣。
移工不能自由選擇雇主，移工被奴隸化。行政機關主辦轉換雇主協調會，移工們像貨物一樣，毫無自主權，等待被中介挑選。每個公司有自己需要的移工人數，時間到了以後，公司隻需要報出自己需要的移工編号（每個移工沒有姓名，她們被貼上編号）。移工無權表達意願，也不知道自己會被轉去什麼樣的工廠。中介當場辦理手續，完成轉換程序。轉換結束，移工們就要搬去新的宿舍。
...轉換雇主以後，一些移工被轉去非常苦的工廠。轉換後的一天淩晨，TIWA不斷接到求助的電話。「我是飛盟的工人，我在淡水，他們要我做磚塊，全廠隻有我一個女生……」、「我是飛盟的工人，我們有三個人，現在在彰化，這裡全部都是男生，他們用好大的機器做水泥。他們說，如果我們不做，就要把我送回菲律賓，請幫幫我們……」、「我現在在機場，他們要送我回菲律賓，請幫幫我……」。TIWA三個負責人的手機，整晚沒停過。于是TIWA和勞委會一起救人，移工們重新彙聚到了辦公室。
台灣移工政策規定，雇主聘用移工有一定的配額，為了取得配額，不論工作性質是否适合，雇主都會先搶到配額再說。搶到了配額，招到了人，如果不合适，比如一些女性移工沒法在鐵工廠裡幹活，這個時候有兩條路。第一種是最常見的，當這些被承接的勞工做不下去時，中介／雇主借着整個制度的設計，逼她們主動離職，回國。那麼，這些因為承接而獲得的聘雇移工名額，便可以再重新用來從國外招募他們真正需要的勞工／男工。第二種就是轉換雇主。如果雇主同意了讓這些非其真正所需的勞工轉換雇主，那麼雇主将損失其好不容易得到的聘雇名額。為了讨好雇主、賺到下一個移工引進時可以獲得的利潤，每個月都會向移工收取服務費用的中介，在這個過程中，站在移工權利的對立面。
TIWA和移工開了新聞發布會，終于得到一次比較受尊重的雇主轉換會。2005年2月3日，第二次轉換雇主現場，終于有英文翻譯。現場每個人有張紙，寫着19個不同的工廠，如果移工同意那樣的條件，她們就可以選擇去那裡。她們第一次像人一樣被尊重和對待，她們選工作而不是被工作選。
中介
1989年台灣專案引進移工，藍領移工來台灣工作就一直繞不開私人中介。
三十多年來，私人中介對移工收取巨額中介費，克扣不明款項，超收，然後每個月收服務費……這是金錢方面。另一方面，私人中介制度對移工的剝削、掌控和歧視，不僅是錢。私人中介威脅要将移工遣返，扣留移工财物，甚至對移工進行身體上的淩辱、虐待等等。
《移工的中介故事書》裡，移工們講述了自己和中介之間發生的故事。私人中介收取高額費用，過程不透明，說多少就要付多少；之前說好了是去工廠做工，但台灣中介實際上以看護工為由為移工填寫了信息，而看護工家政工是不受勞基法保護的非正式工，如果移工抵抗，隻能選擇回去（但回去又是不可能的）；交給中介的錢是月薪的六七倍；工廠沒有各種保障，而且非常勞累；如果受不了工作，一些移工選擇逃跑，被抓住就會被遣返，身上背一堆債；如果沒找到合适的工作，簽證過期就會被遣返，所以一些移工隻能被迫接受并不想做的工作……
...（關于遣返：在外勞的聘雇許可有效期間内，假如外勞和雇主有争議，或者和中介有争議，勞工就很有可能被強制遣返，受了工傷也強制遣返，沒拿到工資也強制遣返。）
錢進大陸，債留台灣
移工們抗議時喊了這句口号。因為時間一長，資方就會逃離台灣，所以得趕在資方還有人在台灣的時候，争取到所有相關手續的處理——限制雇主出境、要官方押着資方限期繳清積欠工資墊償費用及勞保費、要官方盡快進行歇業認定，等等。這麼做不一定可以從資方手中拿回被積欠的工資、資遣費或退休金，而僅是通過資方的配合，才能加快行政手續的辦理，盡快領到政府的補貼。
飛盟的勞工組成
飛盟的勞工，有移工，也有本勞。
本勞上百位，大部分是女性，平均年資超過10年，有的更達20多年。本勞中性别與階層的差異，非常符合典型的性别不平等現象——男性勞工沒幾位，比起大部分的女工，年資不算長，但是在公司的位階，有的做到領班、有的是課長、科長等管理階層；女性勞工，多是中年婦女、媽媽們，在公司的年資都不短，但位階都不高。
移工都是菲律賓籍，也上百位，清一色女性。有的剛來幾個月，有的做了好幾年。
本勞和移工面對問題時的不同态度和處理方式
本勞對于抗議行動議論紛紛。少數年輕、資淺的，已經開始對外尋找新的工作機會，認為沒有必要白花時間打事倍功半的仗；年資長、中年女工們，已經盡其所能地收集了公司的各種資料，認為應該以集體的力量，盡快成立自救會，給資方壓力；男性課長主導的一小撮人則主張，先以個人名義寄存證信函給公司、向勞工局申請協調會，不行的話，再聘律師、打官司。課長一再企圖說服大家：大家都在公司這麼久了，不要給公司太難看，應該給公司機會。
平時表現在公司内部人事安排上的性别不平等問題，在危機時期呈現為既有的不平等性别關系加上衍生的階層不平等關系，雙重負面地作用在本勞的團結可能與行動可能上。明明大部分的人都覺得課長建議的方式沒有保障，時間拖得越久，赢的機率越小，大家也會撐不下去，而且年關将近，就要沒法過年。但是，基于對這位課長慣有的服從，對年輕男性意見的尊重，中年女工們顯得對自己不是很有信心，反複猶豫，因為舉棋不定而更加焦慮。
...移工們則是不論先來後到，對于如何處理這麼巨大的困難，都一概地毫無頭緒。每個人心裡充滿太多不知該如何面對的問題——擔心眼前沒錢買飯的問題，擔心被積欠的工資拿不回來，擔心在菲律賓按日計息的債務該如何償還（她們為了到台灣，往往借了債，越晚償還就越貴）、擔心中介講的「回國」是不是就要成真，要拿什麼面對家人……找過各種渠道無效之後，在TIWA來到公司現場跟大家說明、詳細回答每個問題、提供法令解釋、分析後續風險和可能後，移工們雖然沒法停止擔憂和緊張，但是，眼神裡漸漸帶着要奮力一搏的決心和勇氣。
大家終于決定在2004年12月28日到勞委會陳情，請中央主管機關出面協助。然而，就在陳情前一晚，主張要給公司機會、顧及資方顔面的少數本勞，紛紛打電話給每個本勞同事，放出風聲說，明天的陳情行動取消，到勞委會僅是勞工代表和資方開會，大家無需全員到場。所以，隔天到勞委會陳情的本勞，不到半數；而移工，帶着自制的布條、手舉牌，依據日前的約定，準時到達勞委會門口，一個都沒有少。
本勞間二元性别關系不平等，本勞間的互動關系也是非常等級制的。移工們在性與性别上是多元包容的，而在互動上也是更加開放和民主的。
對拉拉的歧視
有移工認為，在菲律賓，Gay比較好，可以到處去，身為Lesbian的她，被男人嗆過聲，也聽過各種Lesbian的危險，包括喝醉後被強暴的事件。
另一個移工表示，以前華碩面試的時候，看起來像Lesbian的人，不會通過，所以大家都會留長發，等過了，再剪短。
TIWA的工作人員說，這聽起來很像台灣T常見的高中經驗：穿裙子過校門，進到學校，就立刻換短褲。又有一個移工說，在她以前的公司，如果舍監看到女生睡在一起，就會把她們送回去菲律賓。如果被知道是一對，舍監還會特意把她們的房間調開。在這一點上，飛盟舍監相對較好，舍監會幫忙換房，安排情侶住在一起，比較有隐私。
電影充分政治化了移工的情欲經驗
原本純粹想紀錄抗争，從中看移工被扣錢、超時加班等問題。後來在拍攝抗争的過程中，導演發現這些移工裡面有七對女同志的有趣現象，所以也拍她們卿卿我我，她們也很大方地在鏡頭前表達她們的愛。「拍片中期就決定用愛情故事來當抗争的軟化劑。」導演陳素香說。
...就算這其實是個縮衣節食、充滿壓力和緊張的抗争過程，但是，在生活互動中，還是可以看見移工間對于同性關系的自在和親密。
提到身體，移工說“我給你全部的身體”，非常有意思、直接的表達，盡管她會覺得不好意思。「我們會上旅館，但是，一次要好幾百，所以，也很少去」。馬上有人問，「你們去的是佳樂福對面那一家嗎？那一家，多少錢？」大家也會在這個時候迅速地交換起訊息來。
辛苦經營的感情關系，因為一種奴隸般對待的轉換雇主的方式而破滅。台灣社會沒有給予過她們機會與自由，去充分發展一個可能的穩定、長久的情愛關系。同時，宿舍環境對親密關系也有限制。（宿舍裡人很多，她們講述如何在在宿舍環境裡完成性生活。）
飛盟的拉拉移工，在勞工身份上，無法避免地成為廉價勞動力，成為奴工，失去成為「完整的人」的自由。但是，在性别身份上，透過國界的跨越，脫離了母國生活圈的界限，在飛盟移工群體間，卻獲得了實踐性别展演的自由——成為拉拉，也得以自在地進行同性性行為實踐。再一方面，正因為性别得以自在地被實踐，所以，在囚牢之中開展出另一個超越囚牢界線的生活社群、生活圈——或許跨國籍、或許跨母國生活圈的同性之間的連結。
但是這種超越和聯結，是脆弱的。因為移工是用完即棄的人，她們随時可能被強迫移動，強迫離開，飛盟群體對拉拉的接受與開放狀況，僅是一個偶然，下一個空間，她們可能再度被鎖進性别主流框架中。移工在台灣并非完整的人，她們是許多需求不被看見。
階級、種族與同運
2007年同志大遊行期間，TIWA工作人員陳述移工拉拉在台灣的痛苦處境時，發現台下數千名男女同志們并不感興趣。盡管同運在台灣搞得有聲有色，但似乎仍大抵局限在一種中産情調裡，缺乏足夠的階級與族群内容。（這種困境在大陸也是存在的。）
拍攝者與移工的關系
TIWA和移工的關系真好。看了以後更想去TIWA工作了，哈哈。導演說，惟有置身運動事件之中，才得以毫無邊界地獲得移工的信任和接納。（轉換雇主之前，移工把自己的錢給了TIWA，這是她們的血汗錢。）
Part 2 讨論
風風：關于影片裡兩次勞資協調會，具體的運作方式是？
marmalade：勞委會負責協調勞資争議，招人涉及三方：移工、雇主、中介，中介在其中充當連接的作用（但會站在雇主一方）。在第二次勞資協調會中，移工向TIWA求助，再由TIWA向勞委會和中介協調，促成協調會。兩次勞資協調會，雖然程序有些類似，但是第二次是移工們抗争的成果，正是因為抗争，移工才得以相對自由地選擇工作。
小五：台灣允許獨立組建工會是嗎？TIWA在工會系統裡面是什麼位置？需要去政府部門注冊嗎？
marmalade：允許組織工會，有整個行業的工會，也有某個公司/機構/單位的工會（比如某醫院工會）。但是台灣的工會大多關注本地勞動者，移工實際上是被排除在這個系統之外的。TIWA主要關注移工這個群體，TIWA和其它工會也有合作。雖然介紹裡說，TIWA成員中也有本地工會的幹部，但是TIWA依然是相對獨立的。機構需要注冊為民間組織，但不是工會。個人感覺，移工組織（如TIWA）在台灣社會更加邊緣（畢竟移工本身就是被邊緣化的）。
小五：TIWA如何創建的？初始成員屬于知識分子，還是本身與移工有一些聯系？她們和台灣左翼的關系？
marmalade：1999年10月由一些關注移工的人組建的，但具體情況并不十分了解。吳靜如出現在了這部影片裡；還有《我們》的作者顧玉玲（《我們》寫的就是台灣移工的故事）。一些學者也與TIAW有合作。上次聽說有菲律賓女工成為TIWA的工作人員，她們做移工工作其實有很多優勢（比如語言交流，比如生活經曆）。其實我曾經問過其中一個工作人員對陳映真的看法（我覺得陳映真是一個代表），我個人感覺她們的思想傾向是相近的，另一方面，她們可能對大選、對政黨政治沒什麼特别的感覺，就不太感冒。
小五：主流的工會和哪個現有政黨/政治派系更親近？
marmalade：我覺得是民進以及相關的小黨吧，一些工會的辦公室會挂相關政黨的旗子。
小五：這是不是有其背景？（新的政黨政治的運動、自組織）
marmalade：ta們有一句話：“胖虎打了大雄，你應該幫誰？”，一些人認為，幫助蔡是幫助大雄（弱勢力），總之一定要在其中做一個選擇；但是TIWA可能會覺得大熊和胖虎兩個都不好，但是這樣的政黨政治限制了更多選擇。另外，政黨對同性戀者的态度會影響年輕人對兩個政黨的觀感。
小林：總體來說，我覺得電影信息量相對小，不過時間的跳躍性很大，這就使部分事件環節有些跳躍，對運動的刻畫也有些缺失（例如對移工積極性激發的刻畫）。但是影片提出了一個有趣且有探讨意義的有關社會運動的問題：為什麼最後會是“邊緣的邊緣”群體中出現更多的運動積極分子？
marmalade：的确看過之後會感覺，越邊緣越有力量，而本地的工人會被分化。
小林：另外我還對一些影片沒有拍攝到的情況比較好奇。移工的抗争行動是否會對本地勞工有影響？本地工人有接收到拖欠的工資嗎？（marmalade：有，最終本勞同樣拿到了拖欠工資）移工的勝利除了對本地勞工物質上的影響，有促成他們觀念上的變化嗎？（marmalade：這個真的不太清楚，都沒有提到，但是想一想應該是會有的吧？畢竟由于移工的抗争才獲得了權益。）
小五：本地勞工在廠子關閉之後，應該也是分散到了其他工廠吧？
marmalade：是的，所以其實大家的權益都受到了侵害，但是移工會更加積極和團結。
小五：大陸好像也有類似的事情。不過不是關于外勞，而是關廠解散、遷移廠址時，如果廠方沒有給足賠償或者提前通知，也會産生集體事件。國企私企都有發生過。
另外，可以具體分析一下之前說到的那個“邊緣”問題。如果我們談到特殊性層面， 每個個體的情況都是不一樣的；不過如果我們以群體的身份來看，也有可以分析的客觀基礎。比如我們看性少數。（雖說相對于男同志，拉拉會更傾向于領結婚證）總體來說，同性戀婚姻還是比異性戀少很多。同性戀的人生軌迹會很不一樣（是否養小孩、是否養房子、是否有很多家務事等等），這個特點其實在某種情況下能夠賦予他們一定的抗争優勢。
黑人群體中也有類似的現象——很多時候，白人的宗教傳統比較倡導家庭的主流價值觀，而黑人族群的家庭相對來說更不穩定（這有曆史因素：奴隸制導緻家庭容易被拆散，就像影片中被挑選的工人們）。這個曆史形塑出來的結果，本身又可以轉換為反抗優勢，因為相對來說顧慮少一些。
marmalade：《T婆工廠》的續集《彩虹芭樂》，也是TIWA拍的，追蹤了這群拉拉他們現在的生活和工作。她們的人生軌迹真的讓人産生很多感歎。
小五：所以我們說性少數的群體身份、社群身份的确認，對工人階級的解放有很大益處——如果缺少社群認同，性少數不一定可以把剛才說的那些客觀條件轉換為反抗基礎；相反，他們可以被很好地吸收到主流叙事中來。
從新聞報道來看，性少數運動做得比較好的地區（台灣、一些歐美國家等）由于有這種社群身份的積累，性少數可以更好獨立地建立自己的人生軌迹，更多地遠離主流生活方式，由此為自己的抗争提供更多空間。相對來說大陸就沒辦法這樣（再加上資本邏輯控制），一方面也會去追求主流的生活（一定要去代孕、要有孩子等等）；并且，即便家長接納了你的性取向，但是一般依然堅持你要過一個主流的生活模式（核心家庭）。
marmalade：我想到之前看到的同志機構的推文——活動都好貴啊。整體感覺是比較中産的，場所也是。
小五：這種情況我覺得情有可原。90年代的婦女大會後，NGO開始在大陸興起，很多都是參照西方的模式建立起來的（人力培訓、資金支持），因此這樣的情況很正常。直到現在，性少數公益組織和（美歐）大使館也保持着很親密的聯系。TA們會把性少數和階級等其他議題割裂開來，認為性少數議題是獨立的。這個觀點和現在西方主流性少數運動比較接近，這确實是一種缺陷（但也有其原因）。在這種情況下，要讓他們關注底層，首先沒這個視野，其次可能也沒這個能力（官方也不會支持）。不過他們現在做中産，也無法得到很多人認可。大城市難做，更不要說小城市、工廠工人了。
不過這并不是說TA們沒有接觸過這樣的資源。之前有人翻譯了《社會主義與同志解放》（英國曆史上一個左翼同志寫的）這本小冊子，大陸的一些機構也有這本小冊子。因此TA們和其它議題之間還是有聯系的，但是這個聯系很弱，TA們也不傾向于把這個作為自己主要的工作方向。
包括大陸的女權運動也有這個讨論吧？即關于“要在中産方面做更多工作，還是要和底層更好地結合”的讨論。她們認為中産能夠發出更強的聲音，因此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更值得去做。
小五：還有一個和台灣有關的問題。台灣移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形成的？規模、發展趨勢是怎樣的，會逐漸擴大嗎？
marmalade：89年台灣引進移工。趨勢我了解不多。
小五：在安倍執政期間，日本有逐步擴大外勞比例、節省企業成本的傾向。
marmalade：目前來說移工的确是可以節省企業成本的——這一點從本勞對移工的敵意中也可以看出來，本勞會認為移工搶了他們的工作。因為雇主的确會更傾向于使用移工（便宜）。
小五：中介都是私人機構嗎？
marmalade：是的，而且會比較肆無忌憚。《我們》《移工的中介故事書》這兩本都可以看一下。
風風：中介應該具有某種群體特征？例如和政府有關什麼的？
marmalade：和政府有關，或者和公司企業有利益聯系的。中介幫助雇主找人，從中獲取高額費用。之前提到一個移工，為了從印尼來到台灣，給了中介十萬多台币。（《移工的中介故事書》裡有提到）
小五：之前有朋友說可以做一個中介合作社，不過他說的不是外勞中介，就是勞動力的中介，有點像介紹工作的人力資源公司（有點類似《三和人才市場》裡面的中介，雖然他們是黑中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