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FIRST青年电影展的含金量逐步提升,许多入围的片子在西宁摘得殊荣后陆续登上了更大的国际舞台,鼓舞着更多青年电影人从事电影创作。其中,由魏德安、徐一丹共同执导的《课外活动》就在12部入围短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18届FIRST青年电影展的最佳剧情短片奖,并乘胜追击,一举入围了今年柏林电影节的短片主竞赛单元,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优异短片在这场电影盛典中同台竞技。
值得一提的是,《课外活动》作为魏德安导演的第二部短片,此前他的短片首作《蚂蚁》就入围了第17届FIRST青年电影展,并获得了最佳剧情短片特别提及。
作为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两名毕业生,魏德安和徐一丹用精细而准确的镜头语言,透过一场“常见的”意外的发生,来探讨三人关系中家庭结构的权力配置。
本次柏林电影节上,抛开书本记者陆泫龙有幸邀请到了两位联合执导的青年影人与我们分享影片创作背后的故事。两人分别从自己擅长的影视制作角度,通过对自我身份和性别的剖析,给出了不同的观点和讨论。在一则看似简单的故事背后,蕴含着更多对社会问题和不公现象的思考。

魏德安
生于德国科隆
2022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本科
毕业后从事导演,电影配乐和电影摄影
短片《蚂蚁》获2023年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剧情短片特别提及
《课外活动》或2024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剧情短片奖,入围2025年柏林电影节短片主竞赛单元

陆泫龙
抛开书本记者、撰稿人、影评人
目前就读于伦敦艺术大学中央圣马丁艺术学院艺术:理论与哲学研究型硕士专业
作为第75届柏林电影节媒体记者,代表抛开书本进行华语媒体场刊主竞赛单元的评分
采访/编辑/文字:陆泫龙
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
以下是完整访谈内容
Q
抛开书本:看完这则短片的观众可能会认为“课外活动”作为本片的片名,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和讽刺性。想问一下你们是如何构思这个故事的?
A
徐一丹:我们是先有了故事,后面才起的名字。因为就像你说的,有那种讽刺的意味在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取这个标题比较合适。
Q
抛开书本:这个名字其实是出自影片中的一句台词,这也是你们想出来的吗?
A
徐一丹:它像是一个为了把这件事情掩盖下去的借口,在我的成长经历中,我发现这种借口还是蛮多的。
Q
抛开书本:你在这个片子当中既是导演又是主演,是什么促使你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
A
徐一丹:最开始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出演这个角色,但我们一开始定的女演员因为个人原因无法参演,魏导就想着让我试个镜。
魏德安:当时想让徐一丹试一下这个角色,是因为她在剧作层面很懂这个角色,其次视觉年龄也比较小。我们那时在一个小酒馆里寻思着怎么办,就让她拍了一条,结果发现特别棒。其实我当时在内心已经定了她,但不管她是什么身份,作为演员都得去争取这个角色。
Q
抛开书本:我觉得这个角色像是为你而生一样,你在里面的表演显得精准而适配。
A
徐一丹:这个角色不是围绕我来展开的,但可能跟我写剧本的习惯有关。我喜欢以一种非常文学的方式写作,从剧作层面上它能给我一种感觉,我会知道它的节奏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有两个剧本,一个是我那种“废话文学”式的剧本,另一种是魏导那种“干净”的带有指示性的文本。
魏德安:我觉得这是对的。演员一定要有自己的剧本,他需要有自己的笔记;相比起来,我的剧本更像是分镜,因为角色的心理活动在拍摄脚本中是多余的。
Q
抛开书本:这意味着你们在共同执导的情况下有着两份剧本。你们是怎么分工的?对剧本的理解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A
徐一丹:魏导擅长把握影片的形式和审美倾向,而我则更加集中于剧作,故事和人物关系。
Q
抛开书本:影片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长镜头,女主坐在包子铺内面对着男孩和他的母亲,随着镜头缓慢伸近,情绪从逐步酝酿到最终爆发。在这场戏里,你是怎么控制自己的表演的?
A
徐一丹:整个拍摄下来,我觉得那个镜头给我的压力是最大的。我们为这个镜头做了很多准备,包括我一开始试镜的就是这一场戏。我最害怕的就是不能卡点哭,为此我们也做了很多实验。魏导给了我很多技巧性的指示,可我自己还是没有办法总结出一个如何可以到点哭的方法论。我唯一的技巧就是开拍前听《最好的时光》。

魏德安导演在拍摄现场
Q
抛开书本:所以你认为在影片中带有一定的态度或立场会造成偏倚。这种思维会跟随你后面的创作吗?
A
魏德安:这个影片主要是想告诉观众我们是有距离的,但时不时会破一下,这一下“破”就很有力量。那个(女主在店内落泪的)长镜头是很主观的一个镜头,但你就破了一下,会让观众有一个起伏;它整体越平,那一下会更突出一点。包括最后男孩在装睡的镜头,那也是一个主观式的呈现,感觉像跳了个轴,在电影语言里面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出现。
Q
抛开书本:本片展现了较为传统的东亚家庭的一面:未婚先孕的未成年人被男方父母要求堕胎。你如何理解这样一种现象?你希望通过这部短片传达出怎样一种想法?
A
徐一丹:凭我在真实生活中的观察,觉得东亚母亲还是太善良了,她们一直在解决问题,好像做了这些事情,自己儿子的问题就能被解决一样。有时候并不是因为孩子没有能力,而是母亲真的做得太多了,我是觉得(母亲)应该放手。
Q
抛开书本:所以你认为母亲一直扮演的都是一个问题解决者的角色。
A
徐一丹:是的,因为很多男孩对于自己的母亲,他们的战略思维都是通过自己什么都不做来让别人做事。
Q
抛开书本:感觉在这个三人关系中,男孩跟女孩都是相对被动乃至瘫痪的,母亲反而显得更为强势。有意思的是,同样作为女性的母亲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所作所为反倒伤害了另一名女性。
A
徐一丹:是的,其实这个事情最好的解决方式,是让儿子这个角色把整个事情给承担起来,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将责任转嫁给自己的母亲。在这种家庭结构中,以后还可能涌现出更多的“X一丹”。
Q
抛开书本:所以你觉得问题的根源在于一方面男孩没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母亲又做得太多。
A
徐一丹:是的,因为他们家庭结构的力是不均等的。
魏德安:其实我觉得这种男孩很常见,在他那个年龄段,遇到这种事情会很不知所措——我觉得这正是这个角色的魅力所在。首先他还是个孩子,在这个年纪肯定都会很懵。我不是指他是无辜的,而是由于他的这种反应其实是个常态,才会让我觉得有意思。它不是这个男孩子本身的问题,而是延伸到一个社会问题。它这个人物所暴露出的问题要大于他所经历的这件事情本身。
Q
抛开书本:看上去你们是希望将某种共通的东西融入到这三个角色当中,再由这种个体的特殊性反映出整个社会的普遍性。
A
魏德安:可能是因为这个男孩他不够了解,也不想了解女性。影片里面有一个设计我觉得挺好的。当他在车上的时候,把手伸出去想抚摸女孩子,很像是他当时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但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去传递,但女孩子当时也不需要他去照顾。那个细节有一种两个人完全不在同一个频道上的感觉。

《课外活动》剧组全体人员
Q
抛开书本:你的前作《蚂蚁》是一部风格比较强烈的实验短片,到了这一部则转为较为沉稳的叙事短片,你能谈一下这种创作转向吗?
A
魏德安:《蚂蚁》和我后面拍的片子都是由我来作曲的,属于音乐性很强的片子。我当时想挑战一个没有音乐,甚至是不能有音乐的片子。因为我之前太过依赖于音乐,它作为一个有趣的形式,有时候甚至可以抢走戏的比重。但我觉得《课外活动》和《蚂蚁》是有相似之处的,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个默片。
徐一丹:它更像是语言上的沉默。这个片子有风险的地方在于,如果你表演的点没有达到的话,这个戏就会漏掉,剧作会立刻不成立。包括女孩的心理转变和母亲对女孩的怜悯,任何一点表演上的失误都会造成戏剧点的失落。
魏德安:因为全片没有运用什么特写。一般而言,哪怕人物的表演没有信息,但是当给到特写镜头的时候,观众也会觉得这里边有内容。由于拍摄的大多都是全景或中景,我们没有办法去强调一件事情。它玩的是空间,作为另一种没有尝试过的拍摄方式,其实很考验试听。
徐一丹:也很考验表演。
Q
抛开书本:徐导刚才提到这是语言上的沉默。从角色的内心出发,你认为他们是不沉默的吗?
A
徐一丹:我不是说我有一个文学性的本子嘛,其实他们内心怎么想的,我都会写下来,只是他们没有说出来而已。男孩的逃避、无措,解决问题的方法论都是有一定依据的。写剧本的时候我会记录下来,表演的时候又是一个去繁就简的过程。
Q
抛开书本:听上去两位对于剧本的创作都倾向于精准的把控,而不是即兴的演出。
A
魏德安:我所有的作品都没有即兴,有的导演喜欢这种工作方式,但我不擅长这方面。《课外活动》我们前期用手机整个都拍了一遍,分镜画得很仔细——这是这个片子需要的,(即兴的话)可能我以后会尝试。
徐导刚才也提到我们在做减法,其实我们每一场戏的拍摄方式很理性,如果一场戏有五个点是好的,最后我们只留一两个。我觉得好东西不能多,有时候少了这个东西反而会被放大。徐导的表演一个很好的地方在于,很多事情同时在发生,我们人也是这样子的,但是很多有经验的演员会把所有点的信息都给你展现出来,我觉得太“干净”了。
Q
抛开书本:所以说你更喜欢在精准里找到一些失准,在平衡当中又寻求“凸起”。
A
魏德安:对。你得足够的模糊,不能太准,否则它就变电视剧了。

魏德安和徐一丹导演与抛开书本记者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