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發于「陀螺電影」）
留守兒童的徐闖的父母外出城市務工，居住在鄉村的生活與親戚、鄰裡緊密聯系。《生息之地》不像《過昭關》以公路式的探訪呈現老人個人的過往，也不是家族的傳奇，而是在日常的堆疊中，那些時間輪轉的刻度已被悄然标注：出生與死亡、婚禮與葬禮，生命的節奏在固定的儀式中維持運轉，所有個體的選擇并未真正被允許，它們被規訓、被繼承，終究落回那套根深蒂固的責任倫理。影片中三次死亡的變奏和一場婚姻的墳墓，所代表的其實就是農村在城市化進程所發生的悲劇，所有目睹了一切的村民至始至終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就像鬼魂，兩位老人與被邊緣化的“傻子”的死亡就是被改革進程所抛棄的農村的死亡。
通過使用方言，導演在《過昭關》中奇怪而呈現得過于設計的普通話對話，在《生息之地》呈現得好像“正常”了許多。但方言隻是改變了講話的聲調，前作演員的節奏控制問題，還是沒有被妥善解決。每次對話都如設計好般——你一句我一句——以相同的速度與沒有正常思索空間的節拍進行，不過比《過昭關》處理得更好的是，周邊的圍觀村民常常會加入對話，形成七嘴八舌的噪雜場面。然而，隻是說話人次的增加，能否引起影像的質變？對話的速率還是很奇怪。特别是好幾次景别切換為大遠景，聲音還是清晰的存在于銀幕的前方，少有遠近的層次，時常讓人警覺，又讓人出戲到這些“不像電影”的瞬間。
男孩的視角同時是失效的。闖作為篇幅最多的存在，即沒有作為個體的成長變化，又不足以切入一個抽離的位置，通過獨特的視角進入鄉村生活的核心。所有鄉村的民俗都隻是展示，或許與男孩是否存在無關，除了“傻子”被炸死後出現的詭異的幻覺，闖——甚至是所有人——在其中始終盲目，隻是景觀表演的載體。
當然，在影片的語境下，他們隻能被動接受，然而被動接受一切的前後，他們看不到什麼變化。前半部分的一個景觀緊跟着下一個景觀，一個表演緊跟着下一個表演；用一次離别将早已懸置的留守兒童問題抛出，然後下一個場景，再抛出其他的問題，到最終也是僅此而已。《過昭關》至少還能在老人與許多人的互動裡看到若幹種不同的質樸性格，而《生息之地》掩蓋了一切，成為了糟粕文化的綜述式的展覽。《過昭關》到《生息之地》，如果非要說有什麼進步，那就是面向平遙系影片的投機，進化為了面向世界電影節的投機。
無法否認觀影的過程中，我确實被那些喪葬以及傳統婚禮、酒席的“中式恐怖”的景觀所觸動。即使影片陳列了這麼多震撼的景觀，卻始終感覺少了些什麼。這樣一部呈現農村生活的電影，竟然缺少了日常的勞作：影片所有的勞作好像都不是作為一種日常，而是被戲劇化，好像隻有戲劇化地加入災難、意外——又或許是一位“顯眼包”的打擾——這些勞作才能被選擇為影片所必要出現的勞作。而很少數尋常的動作（刈麥、鋤地），又始終通過攝影機貼近地面匍匐的不常規運鏡，期望每個場景都保持很高的張力。當然還有閹豬的場景。看得太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