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發于「陀螺電影」）
插叙的段落意指快速發展社會所留下的罪惡滋生的現狀，可惜呈現得過于抽象，對于影片也許必要，卻始終找不到合理的現實面向。對于這些段落，影評人Nanako認為他們被使用得過多，導緻影片有些混亂。事實如此嗎？影片每次進入閃回其實都已經把握到當下叙事情節“需要發生中斷”的時機，不順勢進入另一條線索，就會陷入緊繃而尴尬的狀态，無法動彈。
不過這種時機的把握無法看為導演自覺的調度。不像《嘉年華》謹慎而有效的回避，文晏導演類型叙事的缺點在這部影片被放大了許多。不管是回憶還是當下，每個場景被帶到高潮的方式都低級得趨同。制造一個驚詫的動作，然後重複。砸門、撞牆、注射、怒吼、追逐、扔盤子，威亞吊的幾次牽拉（同時可怕的逼迫）還一定要撞上生理期的折磨。
類型片的影迷其實不難看清，這些為了無效地傳達緊張的動作與語言，隻是導演沒有嘗試尋找更合理的方式。所以當演員擺出這些姿态——即使完成地出色——看起來都過于滑稽。更何況她們還要正經地說話與表演，直至場景抵達某種預定的力度。實在難以抑制說出那個最難繃的段落，她們開始使用逼迫的語氣，話語反複拉扯，然後用方言念出最令人震驚的“我殺了人”。
文淇試鏡那場戲的笑場，可能是安放這些滑稽的寫作的合理選擇。不過還是更難想象在這個安排了各種吸毒、賭博、黑社會運作的議題的影像，如何能使兩位00後演員擺出諧谑的姿态。尚可理解，導演在其他地方制造了錯位，把黑社會進入片場的部分寫成了黑色幽默的段落。遺憾的是，兩位硬漢與一個慫貨的配置，還是呈現為了國産小品喜劇的橋段。黑社會控制的毒、賭的犯罪系統，這些宏大的罪惡，在現實中是失真的嗎？令人懷疑。不過影片所呈現的至少是這樣——前文所提到的國産喜劇配置，就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佐證。
兩位女性如何親曆、糾纏并嘗試逃離這些危險？《嘉年華》用兩種互不交彙的路徑，以受害者與旁觀的、以另一種方式親曆的形象，各自敞開視角。至少兩種視角都有一定的說服力，我們能從看到一些東西，将其組合，能将那些罪惡的系統呈現為局部，隐藏着危險的聯系。而《想飛的女孩》舍棄了那些原可以很珍貴的東西，我們不再能看到那些視角的差異性，她們共同面臨的危險，都被抽象為空洞的、不可靠的類型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