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撰文/法蘭西膠片
“我們經常會說,很多事情你不要忘記,但庫斯圖裡卡對我講的一句話是非常有意思,他說——如果生活太艱難了,你遭受的打擊太大了,你不能夠原諒,你就要試着去忘記。你都不能活下去了,那麼你就要忘記。”
“所以在記住和遺忘之間,你覺得你可以為這個東西而死,你又覺得你可以為一個新的理想而活。很嚴酷,但又是一個很好的鍛煉人的地方。如果是你一輩子都是一帆風順活下來的,那你對你自己的生命就沒有好好地去利用。”
這個周末,一場翻江倒海的仇殺,終于激起電影市場久違的燥熱,昨日(11月25日)大盤直接向2億沖擊,要知道上次大盤沖2億,還是國慶檔的最後一天。
但憤怒的宣洩幾乎吞噬了一切情緒,跟随這頭部電影的其它六部新片和兩部超前點映片幾乎不會再有什麼過多的讨論。
第一導演(ID:diyidy)今天恰恰想聊的是一部作者紀錄片,它在那部爆款電影後一天上映,和爆裂的情感截然相反,故事發生在異國他鄉,但所捕捉的哀愁,也很像我們當下的寒冬景觀,消沉,踟蹰,時刻準備着緬懷。
電影的名字叫《薩瓦流淌的方向》,顧名思義,這是一部巴爾幹半島的故事,更準确地說,這是一部塞爾維亞電影,它有着中方合拍片的身份,但這裡的記憶與訴說,最終流入了多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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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更是令人好奇,是現年65歲的上海著名暢銷書作家陳丹燕,她以愚公移山的方式,耗時八年,才等到這部電影在今天正式公映。
電影的視角圍繞着貝爾格萊德的一群知識分子,他們的身份大多是圖書館館長、編輯,或者是媒體人、學者,他們為一種文藝上的“失憶”感到哀傷與無奈,與其說他們在努力挽救即将走向消沉的文學陣地,不如說他們在拉拽牽引曆史的最後一根繩子,故事在一場露天舉辦的前南往事紀念品展覽上走向高潮,參加活動的中老年人們,展示着自己的近半個世紀的收藏,小至一件連衣裙,大至一輛看不出任何漆面磨損的警車,一天的活動結束後,這些物件被裝回了小卡車,像幽靈一般,在打着手電筒燈光的夜裡,遊蕩在歸家的路上。
“完全沒意識到,如果(早知道這部電影要制作的時間)是8年,我是一定會想一想的。”
導演陳丹燕向我們真誠講述了這部電影的起源和各種制作節點。最早,她隻是為宣傳自己的書,拍攝了一支關于有700年曆史的塞爾維亞女子修道院裡的聖人木乃伊,名為《向你歌唱》,那時候陳丹燕已經是塞爾維亞旅遊形象大使,制片人王晔找到了她,提出想要合作拍攝一部中國與塞爾維亞的合拍片。
随後,陳丹燕開始策劃并撰寫劇本,并在拍攝前後分别向兩位前南電影大師讨教,第一位是《暴雨将至》的導演米爾科·曼徹夫斯基,他一眼看出陳丹燕性格腼腆保守,不是那種能在劇組強勢掌控一切的人,勸她繼續寫書多好,别被當導演這事累死,但陳丹燕則用“《暴雨将至》裡的吃西紅柿,其實就是夏娃吃的蘋果”這一文化内行梗改變了曼徹夫斯基的态度,如果連這個都知道,那也許可以試試。
另一位大師則是埃米爾·庫斯圖裡卡,在陳丹燕眼中,庫斯圖裡卡的性格跟溫存和藹的曼徹夫斯基截然相反,火爆,大氣,跟她聊了半天,聊得全是好玩的,過去的,見識過的,尤其是他私藏的一段鐵路。
因為曾經的社會主義生活,塞爾維亞遺留的過去國家風貌和我們有些魂魄上的相似,整齊的樓房,四方的建築結構,到處是秩序的遺風。所以當衰落席卷了生活,過去鼎盛的歡樂聲僅僅是一種回聲,這種内在的情感,莫名與我們近年來的遭遇同頻,産生共振不至于,但産生共鳴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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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裡有一幕,是陳丹燕和被拍攝者一起倒坐在正被托運至展覽現場的舊年代的小車上,兩旁的景觀紛紛倒退前行,猶如逆轉時光。但可惜,當時攝影師的電池用光了,那一幕景象,幾乎沒有捕捉到多少,或許這象征着,時光早已真實地逝去,更或許,它就從未來過。
我們也可以換一個角度,從一個擁有巨大文字創作積累,以及豐富社會資源的新“老”導演身上,看一下一部作者創作的經過。
也推薦這部片給年底找不到發洩參照的有識觀衆,它或許能帶來片刻的安甯,哪怕你真的太疲憊,活生生看睡了,你也能清醒地知道,自己從未安眠。
01、大師引路曼徹夫斯基說我轉導演會累死;庫斯圖裡卡讓我好好地玩第一導演:這個項目最開始的起點是什麼?
陳丹燕:最開始是因為我在塞爾維亞寫地理閱讀筆記,當時台灣的出版社在推廣長篇小說的時候給我看了一個小短片,還是侯孝賢幫他的朋友拍的一個一分鐘的短片,出版社就對我說,你也試試拍一個。
為了北京和上海的國際書展,我決定試試看。當時拍這支小短片得到了很多塞爾維亞本地的幫助,我是拍攝一個有700年曆史的修道院,這個修道院裡有一個聖人的屍體,是個木乃伊,每個星期天的晚上,修道院會打開聖人的棺材,大家對他唱歌。因為它是一個女子修道院,從來不許拍照片,但東正教的主教說我是一個中國人,可以讓我拍,塞爾維亞跟中國真的非常友好。所以我就成了第一個拍到這裡影像的人,然後就剪了一個小片子,就幾分鐘,叫《向你歌唱》。
第一導演:拍一部長片?
陳丹燕:一開始我說我可能就夠拍十分鐘,後來他們說不行,如果拍片的話,是有一定條件的,比如要九十分鐘,做成大銀幕電影。那那個時候就是要全部重新來過了嘛,我們原來拍的和計劃都不夠做的,但那時候已經開了頭,就不能說你不做了。
第一導演:當決定要去做這個電影的時候,有沒有先跟一些做過類似紀錄片的電影人交流一下,取取經什麼的?
陳丹燕:有,我碰見過拍《暴雨将至》的米爾科·曼徹夫斯基。
第一導演:啊?是他來上海的那次嗎?
陳丹燕:就是那一年他在上海電影節做評委會評委,我們也是那年開的新聞發布會。我想我一是很喜歡他的《暴雨将至》,還有就是他是前南的人,我就去問他,我要怎麼看待南斯拉夫這麼複雜的曆史。
然後電影節方面的人就跟他介紹我,我是一個賣書賣得很好的作家,他就問,你作家做得好不好?我說很好,他就說那你何苦拍電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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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爾科·曼徹夫斯基第一導演:哈哈哈,一個勸退。
陳丹燕:他說你會累死的,你看上去也不像一個性格這麼厲害的人,我就說我還是想試試看,我們就講了一會兒《暴雨将至》,講到它裡邊有個細節,就是吃西紅柿……
第一導演:為什麼提到這個?
陳丹燕:因為我知道,西紅柿是聖經裡夏娃吃的蘋果,它在東正教裡邊并不是蘋果,是西紅柿,塞語叫paradise,也就是天堂的意思。他看着我,笑笑說,你連這個也知道!那就好,那你去做這部電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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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将至》

第一導演:這溝通效率真高!

陳丹燕:對,他知道我能夠知道他吃西紅柿是什麼意思,我想他大概也覺得我不是一時興起,還是花了一些功夫來了解這個地方。
第一導演:當時跟他交流了多長時間,一小時?
陳丹燕:記不得了,大概有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吧,他當時很忙很忙,晚上他們評審團要看片和評片,我在他當中休息的一點時間和他聊,也是電影節說我們這裡有一個新導演想認識你,那個電影節的人說這是導演,我都不覺得這是在說我,我也覺得很驚奇,難道我是導演了嗎?
第一導演:這個經曆還蠻有意思的,其實提起前南的導演,一直以來中國影迷最喜歡的還是庫斯圖裡卡。
陳丹燕:庫斯圖裡卡我也見過。
第一導演:啊?是他來北京電影資料館那次嗎?
陳丹燕:不是,我們在貝爾格萊德見的,就在拍這個片子的時候。
第一導演:怎麼個機緣?
陳丹燕:是塞爾維亞旅遊局介紹的,因為我要去看一段鐵路,他們就說庫斯圖裡卡有一段小鐵路,是他住木頭村的時候買下的,你去他那裡好了。
第一導演:估計國内的電影人或者媒體都沒這個經曆。
陳丹燕:對,其實在南斯拉夫沒有崩潰的時候,他們的電影業是非常的強大的,所以那裡有很多電影人,庫斯圖裡卡是其中一個很狂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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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斯圖裡卡第一導演:40年前就開始玩搖滾。
陳丹燕:他非常塞族,但曼徹夫斯基是一個非常溫文爾雅的人,其實他也非常的塞族,隻不過塞族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層面。因為是合拍片,所以我們有一半的團隊是塞爾維亞的,他們的專業程度都很好。
第一導演:我想問,庫斯圖裡卡也拍過紀錄片,他傳授了你點經驗,少走彎路?
陳丹燕:他才不要跟我像老師講課一樣呢,他說,那你就去玩,我們這都是窄軌的火車,他說的都是和拍片不相幹的事,他的氣場也非常的強大,讓你不想也不敢問他我應該怎麼做導演。
02、靈感之音尾随夜車戲是我最喜歡的段落;“時光倒流”場景很突然,攝影的電池卻沒電了!第一導演:咱們聊這部戲本身吧,其實一開場,你去探訪廢棄的糖廠,突然冒出來一個莫名其妙的看門大爺,轟你出去,他好像活在半個世紀前似的,但很快電影就沒有這樣戲劇性的沖突了。
陳丹燕:一是它本身就沒有那麼多戲劇沖突,還有一個是,我覺得更有意味的沖突是在人的内心世界裡發生的,因為我們拍的都是當地的知識分子,他們看上去平靜,實際上心裡邊波濤翻滾。
第一導演:還有一個設計我覺得很牛逼,就是當天的舊時光展覽活動結束了,那些紀念品又裝回小卡車,你的鏡頭在夜晚尾随着卡車回去的時候,音樂突然變了,變得有點說不出的陰沉的感覺,好像在看一個幽靈夜晚飄在路上,這裡的表達是怎樣的?
陳丹燕:這一段其實是我最滿意的一段,你說的那個聲音的設計是一個墨西哥人做的,我很喜歡她的創作,你看前面最開始我們介紹作家書桌系統等幾個場景裡也加入了一點類似的聲音,做了一些鋪墊,我對那個墨西哥聲音設計說,我這個時候需要有一些思考,對,我想要做一些像在思考的聲音,它的畫面是現實的,但是它的聲音是一種思索,是靈感到來的感覺。
我們試了很多種不同的聲音,比方說電流聲,現實的聲音和超現實的聲音并存,一路走進思考的世界。後來她選的聲音裡,就是有一個車載收音機的聲音,它是飄忽的,一會兒飄過來,一會兒又走了,其實是現實的聲音和腦子裡的聲音交替出現。
所以電影到最高潮的時候,也就是我們的片尾曲,就是用電音做的,一開始聲音都是抽象的,到後來變成了一個有韻律的聲音。
第一導演:你的鏡頭圍繞的都是知識分子群體,有沒有觸碰到比方說特别普通的人,或者是更年輕一點的人?
陳丹燕:沒有,好像烏先生的一個八零年生的朋友後來也成了我的朋友,但是我的确是沒有想過要涵蓋這麼多年齡層,我就把視點聚焦在整個南斯拉夫變化中最鮮明的兩代人。
第一導演:最受沖擊的上兩代。
陳丹燕:對,講清楚兩代人的故事就已經觸動了我,也不要做這麼多人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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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導演:那個廣場拉琴的小姑娘,她象征的是什麼?
陳丹燕:在8年裡,我看到她從小長到大,身高逐漸超過了我,她的将來和米先生他們的将來也許不一樣,但也許是重複的,這個我們不知道。
第一導演:片中還有一個特别好玩的捕捉,就是你們坐在别人收藏的小車上,小車又倒着放在拖車上,拖車開動時,你們看到的景物一直在倒退。
陳丹燕:非常的意外,攝影就坐在我的後排,但他完全沒準備好,他的電池那時候沒電了!
第一導演:所以那個鏡頭很短!
陳丹燕:是的,機器拍不了,我們能拍的素材全都用上了。那個過程我非常感動,整個馬路上的人全都停下來,非常恍惚地對着我們笑,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而且裡面還坐着一個中國人。
第一導演:對他們來說太魔幻了。
陳丹燕:如果全拍下來,我知道它一定是這個片子裡的一個高潮。
03、文人對策我不願驅使人,也不愛指揮人,我把拍攝的願景寫下來,我隻會這樣工作第一導演:我知道你一開始是先寫劇本,然後再拍攝,但按照一般紀錄片操作,不該這樣啊。
陳丹燕:是,我有個很天然的弱點,就是我沒有辦法跟團隊一起把腦子洗幹淨,大家一門心思去做一件這個樣子的事。但是我可以表達我自己想象中的願景,那這個願景都是靠寫下來的。
作家這個職業,它對人的訓練,你所有的思維,都不是在開會中成熟的,而是在寫下來的時候逐漸成熟的,所以寫下來對作家來講是最牢靠的一件事。
當然我大概知道這個故事會往哪裡走,它并不是一個純記錄的思路,并不是我的主人公發生什麼,我就有闆有眼地把它記下來,我是有選擇的。
那這個選擇就需要整個拍攝團隊集體去把它抓到,如果攝影師抓不到,他拍再多也沒有用。
第一導演:你本身性格上願意驅使人、要求人嗎?
陳丹燕:不願意,我也不會。
第一導演:也不愛指揮人。
陳丹燕:我也不需要去指揮别人,我的工作就是指揮我自己。
第一導演:那從寫劇本開始,最先下手的是哪一部分?
陳丹燕:我最開始給大家寫的是人物小傳,就是米先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的曆史是什麼,他的現狀是什麼,他現在最大的擔心是什麼,還有烏先生,我有他們成長的各個階段的照片,都發給大家看,讓大家知道這個人小時候什麼樣,現在長這個樣,他的最大的沖突點在哪裡,拍他的一個什麼樣的生活狀态。就會很像寫長篇小說的時候做的人物小傳。
我也隻會這樣工作,像一個成熟的導演那樣,特别有個人魅力,一呼百應,我是怎麼也做不到的。
第一導演:後來你還遇到劇本裡沒法完成的突發情況,整個故事隻能重新改寫,你還為此在家樓下咖啡館裡哭。
陳丹燕:其實這個電影應該是三個故事,失去的故事就是講述當代美術館是怎麼重新恢複的。
第一導演:為什麼割舍掉了?是溝通出了問題?
陳丹燕:不是,我猜不出來具體原因是什麼。其實烏先生還是美術館開業酒會的承辦商,當時我想得特别好,在美術館開業的時候,烏先生、米先生和美術館的Zoran,就在我的那個公共書桌上教我1999年的那個展覽,他們三個人可以碰面,當時這個美術館的主角就是Zoran,我們其實已經拍的七七八八了,但當展品回到修好的美術館,進入它的地下通道以後,我們就再也不能進去拍攝了。
那個時候我是很崩潰的,團隊都已經都買好票要來了。第一導演:關鍵是還不知道這裡面到底是個什麼道理,這很令人困擾。
陳丹燕:對,是的,我就隻能跟制片人講,你要相信一個作家是有能力找到一個新的故事結構的。
第一導演:于是差不多就變成了咱們現在片子的樣子。
陳丹燕:對,其實那個美術館的故事特别好,還有現在的阿布,貝爾格萊德的那個女行為藝術家,從她第一次做行為藝術開始,他們當時留下的那個影像,美術館也全都統一給我用了,是非常好看的,但後來就是不成,很可惜。
04、八年長跑完全沒意識到要這麼久,寫長篇小說的心态蠻幫助我的第一導演:從一開始到現在,心裡打了多少回退堂鼓?
陳丹燕:其實整個8年我都在一個非常不确定的情況下工作的,拍的時候不知道是不是能拍完,因為我們的人物每天都在出狀況,塞爾維亞這個國家不是那麼穩定,你去了一次,不知道下一次還能不能如願去。
另外我們自己的電影也發生問題,資金産生問題,是不是還有錢接着拍下去這都不知道。
剪輯的時候又遇到疫情,我們的剪輯師非常好,他是從魁北克來中國的,2020年初,剪到二十多天,快三十天的時候,上海就要封城了,春節前風聲鶴鳴,他得趕緊走,要不然怕回不去。
最後就是等于要在線上剪,傳文件,我們這裡又不能夠用WeTransfer,他那邊就很麻煩很麻煩,所以這就是問題。
等剪輯結束,我的聲音也是在魁北克做,那就完全線上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完。等到全都做完,那還有調色的問題,沒錢了,每一個階段都很漫長,所以充滿了也許做不完的可能性。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是好的,就像我做作家,受過寫長篇小說的鍛煉,常常是你寫到1/3時發現不對,你要重新來過,那這個過程就是三四個月的寫作時間,會花費更多的時間用于調查和思考。
作家是講究文氣悠長,就不要短促。所以我覺得作家的訓練在這時候還是蠻幫我忙的。
确定這是你想做的事情,确定這個電影所講述的故事,要按照我認為正确的方向去走,不用考慮任何市場。
現在回頭看是很難,但是很受益。
第一導演:如果在最初就直到要搞8年,你會……
陳丹燕:完全沒意識到,如果是8年,我是一定會想一想的。
第一導演: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感到事态不太對了?
陳丹燕:慢慢就意識到了,等拍攝回來,你看到素材很不像我想象中那樣,不像我預計的那樣,我就知道要再去拍。所以我的制片人也挺了不起的,換成别人早就毛了,憑什麼呀,浪費這麼多時間。第二次拍攝回來後,我又有了新的想法,隻能再補拍,我們還在上海複刻搭景了艾米麗咖啡館。這些都要感謝我的制片人,因為要去找錢,找資源,要感謝團隊,大家都很配合支持我。
第一導演:那現在這個結果和最初預想的偏差大嗎?
陳丹燕:還是有一點距離的,我可能最早想象的要更個人化一點。其實最初我沒有一個十分清晰的想法,我傳達給拍攝團隊的信息也不是很清晰,整個過程自己也在摸索,所以我也不賴别人耽誤我時間。
05、迷影青春中學在家把廁所改造成沖洗照片的暗房,最早的電影影像記憶其實是膠片放映開場時的“碎毛毛”第一導演:想知道最開始直接促成你做導演的推力是什麼?是你心裡頭一直埋着一個可能性?
陳丹燕:沒有,我覺得我一輩子好好做一個作家就挺好的,而且即便是作家,也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我也沒有真的做得很好。
但是我本人是一直喜歡看電影的,而且我上中學的時候就開始拍照片,那時我父母在家裡給我做了一個暗房,我有一整套機器,可以沖曬,我現在回想可能我對影像并不是很陌生,但我從來沒想過拍電影。
第一導演:這個小暗房對你是天堂一樣的存在嗎?
陳丹燕:我喜歡幹這個事情,當時我們家有兩個廁所,我每次要沖曬的時候,都得把那個廁所全部遮起來,換燈泡什麼的,後來我媽就說,哎呀,算了,反正這個廁所就給你用,所以我那套沖曬的設備是拿一個木闆架在浴缸上的,是一個很小的小孩子玩的一樣。
第一導演:它是一個瓷牆的衛生間結構的屋子,對吧?
陳丹燕:對,其實很小的,大概就兩三平米,有個浴缸,有一個廁所,把有腐蝕性的水倒在一個桶裡,用水把顯影器和定影器沖幹淨,我就可以在洗臉池裡沖。
第一導演:你還記得你最初拍的一組照片是什麼嗎?
陳丹燕:就是拍小孩子玩。我有兩個朋友,其實這個小暗房,比如說我們兩家人家一起,他父親當時在阿爾巴尼亞工作,所以帶了一個比我們家好的沖曬的機器回來。我們家有一個特别好的上光機,可以切各種各樣照片邊角的花紋,所以我們一起組成這樣子的一個暗房。因為他們家小孩多,他們兩個廁所都要用的,我們家那時候就我一個,那就有一個不用也沒關系。
第一導演:在那個年代這太令人羨慕了。那你當時對電影是什麼感受呢?
陳丹燕:電影是生活的一種娛樂方式,我從來不是說我要拍電影,那時候拍電影怎麼可能呢?對一個小孩來說做夢也想不到的。但是在電影裡邊可以看到你在現實生活裡看不到的世界,這個是非常迷人的。
第一導演:有沒有什麼出自哪部電影的某段影像,成為了你的腦海裡對視覺上的記憶?
陳丹燕:很難說,但是你這麼一問,我腦子裡邊劃過的,其實不是影像,是那些老的黑白電影在還沒有正片出來的時候,不是都會有一些白色的背景,膠片沒有沖洗幹淨的那種小碎毛毛,看到那個我就會知道馬上電影就開始了。
第一導演:再長大一點你看的是什麼片?
陳丹燕:青年時代我們是看錄像帶和DVD,好像要大家借來借去看的,其實我挺喜歡瑪格麗特·杜拉斯的《卡車》。
第一導演:這個片子竟然還有錄像帶?
陳丹燕:肯定是有,我記得是錄像帶。
第一導演:這個電影應該是70年代了。
陳丹燕:但是我看的時候應該是80年代末,或者90年代初。我還覺得挺好看的,演員是誰我已經不記得了,我隻記得那個鏡頭晃,應該是從卡車的駕駛室裡邊拍外面,外面一直在晃,看上去非常的真實和心不在焉,就覺得真的很好看。
第一導演:這種感受性的東西在吸引着你。
陳丹燕:對,我也挺喜歡默片的,卓别林的那些片子,它特别的超現實。
第一導演:電影會對你作家寫作的部分産生影響嗎?
陳丹燕:我從沒有想過,你現在問我,我在想它可能很早就教會我處理現實的方法,其實非虛構的處理方法常常是非常超現實的,虛構的處理方法常常是不能超現實的。因為虛構的框架一旦超現實,它就太假了。在非虛構的情況下,它有可能超現實,而且可能純粹的個人視角。我猜電影教會我的是這個東西。
第一導演:不過你自己也沒有真的去琢磨過這件事兒。
陳丹燕:沒琢磨,都沒有琢磨,就像你小時候吃一個東西,喜歡就是喜歡,不會去琢磨它有多少營養。
06、活的本意庫斯圖裡卡對我說,如果生活太艱難了,你遭受的打擊太大,不能夠原諒,你就要試着去忘記第一導演:最後說回《薩瓦流淌的方向》,現在要上映了,可它的觀衆會是什麼樣?
陳丹燕:我覺得這個過程,就是你把你的事情做完,然後把它交給一個可以露出的地方,至于它之後怎麼樣,它認識誰,誰認識它,這是它的命運。
接下來就都是觀衆的權利和觀衆應該怎麼做,任何創作如果沒有觀衆的參與,你永遠不會完成整個作品,觀衆是從他的人生經曆和他的角度出發來完成他認為可以有所動的這一部分。
第一導演:那在這一部分觀衆裡,他們會不會有一種通感,就是它内裡的哀傷,好像也能和這兩年咱們這裡,或者說某種程度上的香港,也能形成一種聯系。
陳丹燕:我自己覺得呢,第一,我相信我的讀者,相信我的觀衆,他們如果看了覺得有收獲,那并不是我給了他多少,而是他本身已經儲藏了他可以接受這個故事的人生經曆。他如果沒有相應的人生經曆,我覺得就很難,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還有呢,就是你看我做這麼多年的暢銷書作家,我其實自己知道暢銷是怎麼完成的。暢銷其實從來都不是人工制造的,我也沒本事造,我的編輯也沒本事造,發行也沒本事造,那就是天時地利人和。那我們的努力就隻能到人和,天時地利這是老天爺給的,我們沒有那麼大的能量去做這個事情。
但是紀錄片有所不同,我覺得它從來都不是一個要大衆全部都叫好的一個種類,它就是一部分人會喜歡,一部分人會不喜歡,他看不懂,并不是他有什麼不好,而是他這個時候他的生活經曆沒有契合這一部分内容。
所以暢銷書碰到的是讀者,電影碰到的是觀衆,我的創作碰到的是我的知音。那我們大家就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了。你找知音,你就得慢慢等,你不要哇哇叫。
第一導演:是的,這部電影并不主動拉攏中國觀衆,電影裡除了出現《孫子兵法》,就沒有第二個中國元素了。
陳丹燕:《孫子兵法》就是米先生自己一定要讀的,他就說可以拿英文讀,他年輕的時候就看英文版《孫子兵法》,知己知彼什麼的,他們的“孫子”的發音還跟我們不一樣,所以我還一直認為他發錯音了。
當然我可以了解我拍攝的人,但是我從來不去跟他講,哎,你說這句話好不好?這句話,他從前跟我說過,我說你要不要在這個地方,再把上次說的話再說一遍,它很好聽,但是我們上次沒有拍下來。
第一導演:其實大部分的中國人,一提到南斯拉夫,從事件性的影響來說,回憶裡就是1999年的那次不幸。
陳丹燕:對。
第一導演:我以為你可能會和片中某個人物聊天時聊到當年的具體的場景,我不知道你是否聊到過?
陳丹燕:不,我不希望。這部電影本身就是一個對生活的理解和生活現狀與精神世界的表達,它并不是政治性的。
第一導演:說實話,我不知道這兩年的上海的變化,會給你的内心造成動蕩或者起伏嗎?
陳丹燕:我覺得世界非常美好,生命非常短暫,要用有限的生命去做有意義的事情。我目前會覺得拍一部電影是有意義的事情,所以花8年也可以。這個意義,是你在乎并享受這個過程,你知道你的生命在努力工作和努力生活這個過程中放光彩。那這個是我非常期待自己能做的。
第一導演:可是當這個世界扭曲時,你怎麼堅信自己一直堅信的這個東西,你有精神解藥嗎?
陳丹燕:我也沒什麼解藥,但是你看米先生烏先生,我們肯定是沒有像他們那樣經曆這麼糟糕的處境,他們能夠堅持,那我們也是一定可以做到的。巴爾幹那麼長時間的動蕩,鍛煉了各民族那種熱烈的生活态度,對生活的珍惜,對美好事情的珍惜。
我們經常會說,很多事情你不要忘記,但庫斯圖裡卡對我講的一句話是非常有意思,他說——如果生活太艱難了,你遭受的打擊太大了,你不能夠原諒,你就要試着去忘記。你都不能活下去了,那麼你就要忘記。
這不是他的發明,這是巴爾幹,整個南斯拉夫人,最基礎的想法。
所以在記住和遺忘之間,你覺得你可以為這個東西而死,你又覺得你可以為一個新的理想而活。很嚴酷,但又是一個很好的鍛煉人的地方。如果是你一輩子都是一帆風順活下來的,那你對你自己的生命就沒有好好地去利用。
我們都是普通人,我們并不希望自己的生命充滿波折,但是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就是這個波折來了,你是幹幹淨淨,周周正正地活着,然後去接受,把它化為你生活當中的一種動力,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可以做到的。
第一導演:那麼,你的導演身份,還有延續的可能嗎?
陳丹燕:我對導演的身份沒有任何企圖,我隻是在想,我怎麼把作家書桌系統完善好,我對這個有興趣。我覺得我可能會再拍一個純作家書桌系統的片子,但是我不會說這個事情讓我的職業就變成了一個雙重的身份,我能再回來太太平平做一個作家,真的就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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