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程巍《中産階級的孩子》後的現炒現賣。電影在家庭情節劇的外表下，包裹的是對“60年代”在歐美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當代境遇的寓言。喪生于1962年的Katya屍體的被發現（1962正是Geoff提到的修建柏林牆的次年，而Katya有一張東歐面孔），激活了Geoff的記憶，他開始重新識别出社區中的種族主義者，失望于曾就職的工廠being streamlined和工會的被掏空，咒罵“同路人”堕落為中産階級生活方式的維護者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赢家（擺弄尤克裡裡、住别墅、和銀行家孫子打高爾夫）。記憶的激活同時展露為違背Kate原則的抽煙、“不體面”的蓄須和脫口而出的"fucking"。而從Kate和Lena那兒可以獲知，Geoff曾把婚禮主桌視為"a horrible bourgeois tradition"，把回護撒切爾夫人（作為新保守主義的政治代言人）的Lena稱為法西斯分子，甚至一貫厭惡（對他而言太不激進、并在“後60年代”作為“反文化”符号被吸納為資本主義文化和商品再生産過程的、徹底無害化了的）凱魯亞克（Katya正是在一個自視為凱魯亞克的向導的注視下墜亡的）。
如果把影片上映時間視為故事時間，他們的婚姻恰好起始于1970年：“60年代”在紀年意義上的終結。電影也借場地中介之口，提示了“45周年”這一非整數年份的異乎尋常，這種異常在故事層面被解釋為因疾病而産生的意外延宕，而在電影層面，似乎更應被理解為将時代問題轉喻為婚姻問題的斷代必然。進一步說，如果把“60年代”理解為一場“資産階級奪回旁落于貴族和左派之手長達一個半世紀之久的文化領導權”的“資産階級文化革命”，那麼，Geoff和Kate之間的錯位和張力不是情節劇意義上的猜疑、出軌、嫉妒、和好，而是“60年代”至今，（老）“左派”和“貴族”從“異代同時”到“同時異代”的時代症候。
Geoff強調他們當初的勇敢、強調眼下的一切"isn't about Katya"，而Kate認為當年他“隻是在追一個想被追的女孩”，如今，Katya也隻在道德危機的意義上給婚姻帶來麻煩："it's tainted everything"。在同樣的意義上，電影表現了兩人對那次失敗性生活的态度差别，當Kate所籲求的忠貞得以彰顯，性的失敗反倒不那麼緊要，而Geoff異常的懊喪則清晰地表征了革命能量尚未耗盡、卻隻能以被閹割的狀态隐隐存續而難以自我實現的狀況。他們始終未有生育和Katya懷孕的對照，也可以在類似意義上加以讀解。
電影同樣矚目于Kate，當場地中介指出（作為英國資産階級海上霸權象征的）特拉法加海戰的勝利舞會在此舉辦時，她以納爾遜被殺作為反諷，回家後（這個家位于遠離城區、街道和商品的鄉村空間，電影多次以大全景呈現Kate置身這一空間，它同樣投射着“左派”和“貴族”各自對資本主義的拒絕），Kate又對Geoff看不懂克爾凱廓爾表示微諷，而在幾次攬鏡自照後，她更自覺地翻出塵封的巴赫樂譜，彈奏作為古諾《聖母頌》伴奏的BWV846。
如Lena所說："That's why you fell in love with him."Geoff和Kate結合的可能，來自他們曾經共享的對資本主義的抵抗，這種抵抗坐落于以反資本主義為名的“60年代”，而當“60年代”終結，并在曆史地層的結晶中逐漸顯現為“資産階級文化革命”的一環，上述可能中所内涵的兩種相互對抗的階級意識，便因徹底失落了攜手對抗共同“外部”的可能，而表現為彼此之間的龃龉和損耗。
對Kate而言，“60年代”已坍縮為對她固守的文化、倫理和道德觀念構成襲擾、促使她下意識去屏蔽的曆史債務，當她毫不猶豫地切斷Gary Puckett and The Uniion Gap1968年同名專輯的主打歌Young Girl時，“1968”對她而言似乎僅僅意味着young girl、意味着性解放。但風波并非沒有激活她的曆史記憶，使她重見“60年代”曾經打開并再度關閉的可能，如她所說："I'd like to be able to tell you everything I'm thinking,and everything I know,but I can't."他們隻能假裝無事發生，吃藥、吃飯、睡覺、起床，然後重新開始，讓派對繼續。這也是他們在今天的“最大公約數”。而對Geoff而言，“60年代”（更是“前60年代”）如同永遠封凍在27歲的Katya的屍體，他被牽引、召喚，卻深知無法與她再次照面，隻能想象性地等待資本主義許諾的無限上升的現代文明觸碰它自身的玻璃穹頂（氣候變化），等待那個幽靈再次解凍，"come down like a tsunami,wipe out everything in it's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