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中,“黑”“惡”-“保護傘”和“腐敗”的政治經濟學本質,是官僚機器的部分環節及(或)相關利益集團對生産資料和剩餘資本流向的私自壟斷,阻滞了以國家-地方政府的政治權力加以保障、規範并反哺其鞏固自身的市場擴張和資本的“自由”流通,警察作為強制性國家機器的在地形式,所謂“黑/白”标準本身也自然為上述政治經濟格局所規定。因此,全劇最核心的意識形态縫合術和情感政治修辭,是通過将最能調動起作為網劇觀看主體的(預備)中産認同的同情弱勢者(“适度”同情并遭遇“背叛”)、恪守職業規範等特質及愛情情節劇線索賦予“警二代”安欣,把“政治”柔化、“去政治化”為“治理”,并為其披上“正義”外衣,同時,又通過對特定演員的擇取(用賈冰扮演徐江并釋放其喜感)、對高啟強逆襲過程和家庭空間的細膩展演,同樣調動起觀看者适度的欲望投注,并借由對程程、高啟盛的負面呈現(有意味的是,他們被描述為知識、技術的占有者),反而将“情”與“義”賦予高啟強,從而為資本積累預留了一個誘人、危險卻并不邪惡的位置。而區别于對地方政府治理邏輯的高度體貼和精确再現,“舊廠街”所牽連的工廠和工人階級的曆史命運、城鎮化浪潮下農村青年共同體意識的畸變等議題,卻無一例外地淹沒于群氓、刁民、莽夫的指認中,找不到一張清晰的臉孔。隻要上述政治經濟格局仍在,它就将為自身的永續不斷生産出不平衡的曆史-地理格局,生産出新的“舊廠街”和“莽村”,治理術隻能以“人民的名義”推行,而“人民”,最終隻能凝聚為李青那具不斷被争奪、被定義、然後被遺棄的身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