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樓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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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一提的便是影片中呈現的中國背景。就原著來看，小說的視野顯得有些狹窄，它把絕大部分筆墨都用在描述夫妻之間的“暗戰”上，似乎跟中國沒多大關系，無怪乎有人稱這部小說為《包法利夫人》的通俗涉外版。

而電影《面紗》卻試圖還原一個真實可信的戰亂中國。“我們想讓觀衆在電影中真正感受中國，感受中國人”，作為影片制片人兼男主角的愛德華·諾頓在新聞發布會上如是說。

然而，盡管諾頓不惜花費6年時間精心籌備電影的精神值得贊許，但最終結果卻不盡人意。

雖然在影片裡我們看到了許多曆史背景和政治局勢，比如1925年5月30日上海發生英軍殺害中國示威者，以及由此引發的中國公民遊行、排外事件，還有沃特拜訪地方軍閥請求援助等在原著小說中沒有的情節，可是我們仍然無法感知中國這個特殊環境究竟給這個故事造成了多大影響。

看完全片，你會發現即便選擇越南、柬埔寨，甚或就在好萊塢影棚搭景，也未嘗不可，隻要那個地方夠窮、夠亂，能夠讓主人翁像白求恩一樣懸壺濟世就可以了。

影片中幾乎沒有幾個展現當時社會風貌的大全景，而是大部分時間都停留在主人公的寓所、兩三條街道、黃包車、老外的會館等幾個固定場所，後來在梅譚府也一樣，山與水的畫面，略顯重複，更多的還是發生在室内的劇情。

諾頓還稱，是耶魯大學曆史學教授喬納森·思潘斯所著的一本《改變中國：在中國的西方顧問》幫他找到了思路。書中描寫了無數外國傳教士、士兵、醫生、教師、工程師和革命者在300多年中希望“改變中國”所遇到的挑戰。

因此，片中的沃特發現，如果他簡單地把自己的世界觀強加到中國人身上，是無法幫助他們擺脫流行病的，隻有在了解和尊重當地文化的基礎上，才能達成行醫救人的目的。

諾頓的這一想法堪稱獨到，但電影中對它所做的诠釋，卻仍如隔靴搔癢。我們看到沃特對修道院的批判、也看到他為當地居民修建水車的義舉，但若說這些就能表現沃特對中國的文化有多了解，實在有點言過其實。

而名模呂燕的客串無疑暴露了此片西方對東方一貫的審美情趣，隻能說是一種文化交流的遺憾了。

也許，中國之于這個故事純粹隻是一個巧合，男女主人翁需要的隻是一場探索心靈的遠行，至于發生在哪裡，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