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樓之下》上線騰訊視頻之前,凹凸鏡在北京荟讀空間舉辦了一次線下放映。在這次放映中,我們邀請到天時總導演吳琦、《鼓樓之下》導演顧雪參與映後讨論以及新鮮提案真實影像大會聯合創始人肖龍,擔任主持人。

由凹凸鏡舉辦的線上共閱計劃第十三期,正是選擇《鼓樓之下》為本期觀看影片,顧雪導演也将在本周日晚上9點透過騰訊會議跟大家一起線上讨論本片。具體房間信息請看:

線上共閱計劃第十三期|《鼓樓之下》見中國家庭共性。

雖然上線網絡播放的版本跟線下放映版本有所不同,顧雪和吳琦在談論紀錄片價值、倫理,以及影片背後故事是相通的。由于篇幅有限,以下映後文字記錄有所節選和删減,也感謝在場觀衆的提問和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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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沒有故事,隻有生活 | 記錄《鼓樓之下》這一年

校對:糾結的茶

編輯:張勞動

主持人肖龍:我發現這個片子有好幾處是被拍攝者直接對你說話的,還有個鏡頭把你也拍進去了,為什麼會剪進去這些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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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肖龍

顧雪:這部紀錄片多半是用固定鏡頭拍攝。做這個片子之前,我就有這樣的想法,想要嘗試。這樣的拍法會有一種疏離感,就好像一個隐形的人在觀察。但是我會把自己放到這個片子裡,就是告訴你說,其實攝影組和導演都在場,我們是在拍攝紀錄片,有一點這種類似于穿幫,其實是在跟觀衆的一種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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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樓之下》導演顧雪

肖龍:你當時用的這種拍攝方法,是剛開始就已經設定好了嗎?還是觀察了這一家人之後,你決定用這種方式呢?

顧雪:是我自己想做一個影像的嘗試。

其實我進入天時這個項目組是比較晚的,當時跟吳琦導演見面,感覺(氣場)也特别的對,因為這種類型的項目有很多人做過,但是讓我覺得不一樣的地方,一個項目組願意花一年的時間來去跟拍,其實是非常難得的。

主人公是吳琦導演當時已經選好的,有幾個拍攝的地方可以讓我選擇,他講到(洛陽)是一個家庭,我比較想要拍攝這一家,在這一年的拍攝,幾乎上全都是用固定鏡頭來拍攝,那麼可想知,我們拍了大概有350個小時。到現在,今天看到的100分鐘。裡邊其實是有很多的等待和預判,然後才是現在呈現的結果。

吳琦:他們跟被拍攝的對象密合到什麼程度,幾乎銀行密碼他們都知道了。經常晚上是他們關燈後悄悄地退出去,基本上同吃同住同勞動,我說的真的紀錄片就應該這麼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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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時·戊戌志》總導演吳琦

觀衆A:我就想知道一下在紀錄片當中的這些主人公,他們在你們最後的成片的時候起到一個什麼樣的角色?他們會不會告訴你這些内容,我不想讓你放進去,然後如果出現這種情況的話,你們會怎麼樣去界定?

吳琦:紀錄片是有倫理邊界的,它尤其是這種要公共放映的紀錄片,我是特别不喜歡去偷拍。人在世上其實沒有高低之分,職業上沒有高低貴賤,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都是請他們看,他如果不喜歡,我們一定是會拿掉,不會放進去的。

剛才顧雪講的固定拍法,這是一種人類學、社會學的拍攝方法,在人類學電影裡有個說法叫“牆上的蒼蠅”,我們要像一隻牆上蒼蠅一樣去觀察,而不要去幹預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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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梅索斯兄弟拍攝的《推銷員》記錄了美國四個聖經推銷員四處奔波的生活。作為一部純粹的直接電影,成為世界電影史的經典。

尤其房子的空間很憋屈,她用靜态的觀察,一方面符合我一開始全部的片子定的調,我們本是一個觀察式的片子,選擇的拍攝點,我們的叫觀察點,我們内部用的詞語都是洛陽觀察點,我們是不想太幹預這事的。

其實這家人裡頭好多的事你們都不知道,我們可能也不全知道,但是我們會用倫理的方法把一些東西信息濾掉,不會拿到公共的版本裡面給大家看的。

顧雪:我拍紀錄片,它跟故事片有點不一樣的地方是,一直在處理拍攝者跟被拍攝者之間的關系。

在相處過程中我們建立了一種信任感,他們也相信,我在片子裡會保護他們,我也會這樣做的,我覺得你剛才談到的問題,其實是我們彼此之間還是有一份信任度在的,這個可能是我覺得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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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衆B:顧導您剛才說了一個關于信任的問題,我很好奇您是怎麼找到這家人,并且問這家人,我們能跟你家裡待一年,然後拍你們一年,然後而且到最後能獲取他們的信任的。

吳琦:我剛才講了我們在這個片子定了這個方案以後,做調研,其實做了小一年。我就是用了一個高鐵加租車的方法把全國都跑了一遍,我覺得還挺好玩的。我就想起許知遠寫過一本遊記叫《祖國的陌生人》,就是我已經認為我是非常了解中國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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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著《祖國的陌生人》

我一進到老爺子的店裡,當時我隻見到他一個人,我就覺得這個人是有故事的,而且藥房的整個空間都讓我覺得非常有電影感,我腦子裡第一時間想到老舍先生寫的《茶館》,茶館把整個清末民初整個人的心态的變遷(展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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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拍一整年,有時候空間上的單一性和單調性可能是很有意思的坐标,包括剛才說的時間的坐标,不斷的出現鼓樓的冬天下雨天下雪天的鼓樓的景。

時間的河在那流淌,給他一個水文尺,看這條河怎麼流。至于怎麼獲得信任,就是人心都是肉長的,就交朋友,我先去交朋友。要和對方同吃同住同勞動,這是一個好的紀錄片的一個基本拍法,我上學時候學的,但是畢業以後幾乎沒怎麼幹過。

另外一類就是很多片子拍的像旅遊宣傳片,你在那就待三天就走了。我覺得交朋友,就是以心換心,你先感動他,他會感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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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雪:我覺得拍紀錄片是要分人的,這一家人可能跟你的氣場還比較合,也不是每一個拍攝對象都能進入一個比較深入的溝通。人在某種程度上其實都是孤獨的,他們都期待有人跟你能夠分享。

如果你是一個相對比較真誠的,願意去聽他們說他們心裡想說的那些話的時候,他們就會自然跟你有一種親近感,這個可能是我拍這紀錄片的時候當中體會到的。

肖龍:從家庭從剛開始到認識,包括人際之間的關系,顧雪是用了多長時間去了解,在整個的拍攝過程中,你是怎麼去把握這種複雜的關系?

顧雪:很多人會問這個片子,你要表達的就是這種東西,有很多可以用比較豐富的詞彙來描述,但對于我來說,這一年的時間我在觀察他們的情感關系,用了我的方式,類似于白描的方式來去把這種情感關系表達了出來。

我在拍攝的時候也是在感受,在感受的時候也是在記錄,把這種感受跟記錄到最後的呈現,通過我的一個視角帶着觀衆走進了家庭裡,你能看到的這種家庭關系,也就是我現在能看到的。

吳琦:我認為拍電影是個手藝。我希望這個項目,讓導演們磨練自己的手藝,觀察記錄是有技術在裡面。我請顧雪來拍,一定要用顧雪的眼睛來拍,如果她假想要用我的眼睛看,肯定不成立,顧雪在現場一定用她的眼睛看,這才是紀錄片的魅力。

我剛才說我們跟農民一樣,過程感非常的重要的,這個莊稼是你種的,你才會知道什麼時候該施肥。看到結果的那種喜悅。

我自己做導演,受過很多制片人的摧殘(全場笑),所以我對導演特别地愛護。我覺得導演是需要給他們樹立他們自己觀察,因為隻有在現場有自信觀察的目光,你才真能拿到有效的素材,否則他天天揣摩,“這個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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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20多年中國的所謂的紀錄片被欄目化,因為确實這樣的話能有廣告投入,被欄目化,被各種電視台制約後,都變成有點像那種媒體紀錄片,出門之前要交一劇本。我以前特别反對,我說怎麼可能給你劇本,如果我寫好劇本,我不直接拍劇情片就完了,每天這些人物關系都是在變的。

這個人物關系是動态的,這些叫生活。你不能去規定人家怎麼過日子。顧雪說她不知道結果是什麼,這正是我們要的。

觀衆C:我很久沒有看到很有詩意的紀錄片了。我覺得這就是中國人的家庭生活,其實是當代生活的一個樣闆。和拍攝對象信任感的連接,你大概跟他們認識多長時間之後,你覺得好像他們真的信任你了?

顧雪:其實我進入之前是有人在拍攝的,當時,他們一直都集中在前邊的廳裡。我進入之後,我就說我們需要去裡邊的空間,還有二樓,之前的攝影師說因為太隐私了,一直沒敢。關鍵的一個就是試探,比如說他們大掃除的時候,我就說,我能不能去後邊拍一拍,伯伯就說去吧。

伯伯是一個特别聰明的人,他對你的信任是建立在觀察的,他也在觀察你的做法,你是怎麼處理。去二樓拍攝他們裡面的空間,他們就會說很髒很亂什麼的,我說,這就是生活常态,你如果願意打掃你也可以打掃的。

伯伯願意跟我講他的事情,大部分時間我是在聽他講他的經曆,還有他的很多想法,我也會跟他互動,我跟他關系還不錯,到現在我們也會發微信,他會跟我說很多私密的話,可能是因為前期跟他聆聽的那一部分還挺多的。

他是願意跟我聊他的事情,我就知道他是信任我的,我也會慢慢的跟他說我想拍什麼,他就會同意,我覺得是需要一個過程的,你要說有一個明确的時間點,我可能回答不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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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衆D:您跟他們是有感情了,怎麼做到抽離出來,成片我覺得是蠻冷靜的,所有的情感還是非常收着的,洶湧的情感是怎麼做到,在最後剪輯上的選擇?

顧雪:在紀錄片裡,我覺得最難的是在剪輯台上做減法這件事。在描繪家庭的時候,我在展現的是這一家人的情感狀态和他們個人所處的境遇,确定了這個以後,開始選素材、剪素材的時候,慢慢的會有一些思路,到現在的成片呈現,大概是這樣。

觀衆D:您在今後的創作當中,還會繼續以這種白描的方式來觀察生活,還是說會進行某種實驗之類的嘗試?

顧雪:其實我是喜歡在影像裡做一些嘗試的,像這個片子完全是用固定拍攝的模式,我現在拍的片子就完全是手持的鏡頭,《家庭會議》是嘗試用一個鏡頭來講時間和空間的關系,我今年過年也拍了一個。

我是喜歡嘗試不同影像方式,除了内容之外,我是對于影像形式、影片結構上是有興趣的,這是我未來會嘗試的一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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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雪作品《家庭會議》入圍法國真實電影節國際競賽單元,并獲頒倫敦opencity電影節新銳電影人獎

觀衆E:在拍的這350個小時這些素材裡面,您當時在剪輯台上的時候您怎麼取舍?

顧雪:在素材選擇當中我可能有兩點,第一個就是跟信息量有關的鏡頭,第二是我很注重鏡頭本身,很多場景其實我們拍了很多遍,有些内容可能也有相似之處,在這裡面就會選鏡頭上讓我覺得是相對完整,也是符合整個片子的基調的,所以我對鏡頭上還是比較注意的。

觀衆E:有沒有您最難忘的?就是您覺得這個片子裡,一下就能展示出來整個李家家風的東西是什麼?

顧雪:在我們确定拍攝之前,我是先去了一趟洛陽,讓我感興趣的點就是在一個城市裡,在一個老的街區,有一個鼓樓,有一個店在空間上,給我的視覺感是很強烈的,這個環境也是很适合拍電影的。

進入之後,老爺子給我第一感覺是有戲的。如果你拍紀錄片拍時間長了,你會發現誰在鏡頭裡是有戲的,就像電影導演一樣,可能看一個演員在鏡頭裡,他就知道他在電影上的呈現會是什麼樣,我就知道這一家人會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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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衆F:我發現有很多鏡頭拍的很美,我想知道你們拍的過程中有擺拍這種事情嗎?還是完全沒有?

顧雪:其實是有擺拍的,我對于叙事的節奏,還有一些是有一些自己的預期的。我覺得在影像表達上,完全純的這種紀實拍攝,絕對是要抓拍,當你在跟人物已經了解了之後,适當地去在影像上做一些嘗試,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吳琦:擺拍的邊界就是說有的擺拍是沒有發生的事情,導演讓人家做那件事情,那種擺拍是我們堅決反對的。但是為了鏡頭的銜接,說白了能成功的擺拍這件事情,是因為攝制組和被拍人的關系已經是朋友,他已經融入到我們和他們這一年的生活裡,這種東西是非常自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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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衆G:紀錄片中,創作和記錄的一個成分分别是占多少?我看到這個片子裡面也有非常多的沖突點,矛盾點,還有一些可能是故意設計的點在裡面。

顧雪:因為一談論紀錄片的時候,所有人都在談論真實性,但我特别希望大家能明白的一點,當你拿起攝影機的時候,你的主觀性就已經存在了,所以在這個裡面談論創作成分和真實成分,我會覺得這個問題沒有特别大的可回答的空間。

原因在于這個東西是分不開的,如果個例上去講的話,哪部分是真實的,哪部分是你強加的,其實它都是在一起的。當我們在看紀錄片的時候,可以思考的角度更多一些,不隻局限于說到底你哪些是做真了,哪些是做假了。

在最早開始的《北方納努克》,在拍紀錄片時候就有很多擺拍,我覺得好的擺拍或者說你在虛構的某些層面上看你做得夠不夠好,還有夠不夠符合這個片子。比如說這一看就是假的,我覺得沒有做好。對于我來說,“真實”是一種真實感。觀看這個片子時你們感受到這種真實感和笑聲都讓我特别的感動,我沒有特意去設置些什麼,我隻是發現了他們這些有意思的點,把它放了進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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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納努克》是曆史上第一部全長紀錄片

吳琦:我跟顧雪能合作,是因為我們對電影、對紀錄片的基本觀是一樣的,絕對真實是不存在的,因為語言一旦介入,所謂的絕對真實就消弭在這種主觀性裡,但是不是他就不真實的。我覺得紀錄片的最核心是,接近真實的努力是紀錄片人的倫理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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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總導演吳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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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影導演協會會員。電影編劇、導演。曾任CCTV-10《人物》欄目主編,代表作劇情片《柳如是》,紀錄片《對照記·猶在鏡中》。于2010年開始劇情片創作。2014年跨界參與田沁鑫戲劇工作室部分戲劇創作。擅長以經典商業電影類型為框架,以人文精神為内核,再給電影以紀錄片式的真實質感,建構具有中國古典風格的電影表達體系。2017年創立《天時》藝術影像計劃,《天時·戊戌志》項目總導演。

關于導演顧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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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及策展人。中國傳媒大學藝術碩士,内蒙古青年電影周聯合創辦人。2020年,紀錄片《家庭會議》入圍第42屆法國真實電影節國際競賽單元,獲得英國倫敦Open City紀錄片電影節新銳電影人獎。《鼓樓之下》入圍香港國際紀錄片節,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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