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公衆号:無物永駐

“對成功不感興趣、胸無大志、什麼都不想做、隻要開心就行,平和地生活,然後平和地離開。躺下是自己的興趣之一,睡眠時間遠超人平均水平。喜歡舒張伸展,自己的志向就是做一個平和的舒展的人。”


主人公塞巴斯蒂安的這段自述,正是他個人的真實寫照。

虛妄的自由

“苟且”是塞巴斯蒂安人生的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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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讀了10年大學,擁有現代及古典文學博士、社會哲學和心理學碩士、英語、中文和藝術史專業學士等7個學位的他,因為對工作提不起興趣,而選擇申請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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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在别人看來奇葩的選擇,卻讓塞巴斯蒂安怡然自得。


他通過領取低保過着夢想的生活,讀書、看電影、時常跳舞,去商店買來餅幹,然後在公園吃掉它,每天的日子規律又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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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塞巴斯蒂安的話來形容,“我過着一種非常平和的生活,像在移動又像在固定,我對這種生活幾乎覺得滿足。”


對塞巴斯蒂安而言,相比于努力奮鬥,他更享受平靜生活帶來的内心富足。他沒有多餘的欲望,因而低保金足夠支持他的生活;他不希望被工作定義,比起像奴隸般機械地工作,他更想要追求能讓自己快樂的事。而影片中,他也在鼓勵着身邊的每一個人追求自己真正的快樂。


影片中,塞巴斯蒂安總是穿着色彩鮮亮的衣服出現。躺在床上、窩在沙發裡、看着漫畫、種下一顆鳄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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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穿着鮮亮的衣服,逆流穿過黑色的人群。


每當他走出家門,走進現實,他都會和一群“有目标”的成年人不期而遇。這個畫面就像是塞巴斯蒂安在和一群現實中的人對抗。

這個畫面讓很多觀衆印象深刻,他們都期待着男主那“無聊的正義”能戰勝世界這“盲目的意義”。


可實際上隻要細心觀察就會發現,前三次塞巴斯蒂安“逆流而上”的背後,他都沒有與現實世界發生關系。正如米蘭·昆德拉所說,“人隻有完全處于他人之中時,才開始成為完全的自己”。而塞巴斯蒂安前期“對抗世界”所獲得的自由,就像弗洛姆所說的“消極自由”,是一種把個人變成孤立存在,不信任世界,且與世界保持遙遠關系的僞自由。

盲目的意義

電影的導演本傑明·格德傑是個89年的巨蟹座男孩,在影片上映的2014年,他剛好25歲。


或許是與男主有着相同的年齡和相似的經曆,使得這位大男孩能夠通過自己的鏡頭将年輕人的迷茫、不安與平凡展示得這麼可愛。


但全網查找這位導演,能找到的也僅有短短幾句的介紹;而關于這部2014年上映的影片,雖然獲得8.4分的豆瓣評分,但隻有4000多人評論,1萬多人看過。


有豆瓣網友評論說“看了這部電影就像撿了錢一樣高興”,甚至有不少網友出于保護塞巴斯蒂安而不願本片被太多人看到。他們說,“看見塞巴斯蒂安,就像是另一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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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由新垣結衣主演的日劇《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讓“社畜”一詞迅速走紅。不少中國的年輕人用“社畜”來形容自己像畜生一樣被現實和工作壓榨的情形。


這一現象化詞語風行的背後,表露的是當代年輕人的焦慮與無奈。也正因如此,大家才對塞巴斯蒂安寄予幻想和厚望,希望他永遠不要成為“社畜”。


而不幸的是,在影片中塞巴斯蒂安雖然逃過了當代年輕人“社畜”的命運,卻沒有逃過被大衆指責“蛀蟲”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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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居的安娜希望塞巴斯蒂安更有“野心”一些,她告訴塞巴斯蒂安“滿足”隻是富人阻止窮人掠奪自己财富的謊言。同學嘲笑塞巴斯蒂安沒有工作,而每個月隻靠領取低保生活,是社會的“毒瘤”。就連公園裡的路人,看到塞巴斯蒂安在長椅上無所事事也無法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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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渴望無所事事,誰也沒有欺騙的男人,還是免受不了受到“社會自我”的約束。


很難說被要求做好「社會自我」是不正确的,因為我們無法脫離社會結構而生存。但隻扮演「社會自我」是不自由的,因為我們距離自我的關系極為遙遠。

充實且快樂

踏入現實的塞巴斯蒂安獲得了自己擅長的工作,娶了愛慕已久的妻子,也有了個可愛的孩子。并且在自己29歲的一天,尋到了自己生命中最想做的工作——家庭主夫。


而影片最後,不僅塞巴斯蒂安在妻子的支持下,成功地擁抱了自己夢想中快樂無虞的“苟且”生活。而他身邊的人也都不再執着于世俗的意義,當塞巴斯蒂安再次逆流湧入人群,人群突然轉換了方向,同他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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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松自由》用一種法式幽默的口吻,講述了主人公從最初的堅持虛妄的“僞自我”,到被周圍人影響進入“社會自我”,最後忠于内心尋找到“真實自我”的過程。在展示了年輕人初入社會的迷茫與自我的同時,又探讨了更多生活的可能性。


相比于塞巴斯蒂安,現代的年輕人,接受的訓誡總是努力工作,實現夢想。


就算是007、996,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以上,蝸居于城市一隅,犧牲難能可貴的自由去工作,也可能沒有真正思考過工作到底是為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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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梭羅在《瓦爾登湖》裡所說,“人們耗盡一生中最寶貴的時間去賺錢,為的竟是在最不寶貴的時間享受一點可疑的自由。”


殊不知,真正的自由根本不在遠方,恰恰就藏在當下生活的褶皺裡。


現實生活中,像塞巴斯蒂安一樣“苟且卻自由”的還有大原扁理。


1985年出生的大原扁理是個奇怪的“哲學家”和隐居者。高中畢業後,他因為思考繼續讀書還是工作,錯過了大學入學申請時間。


後來扁理做過超市、便利店的售貨員,也在工廠、書店工作過。每天12小時以上的工作讓扁理透不過氣。“每天都想要辭職”,扁理接受《一條》的采訪時說道,“日本很多人都在‘過度工作’。”


受夠了被工作和金錢綁架的扁理辭掉了工作,來到台北郊區,過上了“上二休五”的生活。


每周工作兩天,每年扁理能拿到折合6萬左右人民币的工資(日本政府将年收入不足6.8萬人民币人群界定為貧困),屬于日本的貧困人口。


但相比于貧瘠的物質條件,扁理覺得自己過得充實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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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工作的五天,扁理讀書、散步、吃飯、看電影。對于扁理來說,讀書是最快樂的事,快樂而且免費。至于工作,扁理說,“工作隻是為了滿足我生活所需,過多的工作隻會讓我失去生活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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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大原扁理将自己的生活和感悟整理成書,《做二休五》出版問世。


《端傳媒》總編輯李志德評價扁理,“他有自己的關懷和追求,而且并不“絕望”……一旦“大原扁理們”實踐的生活哲學成為主流,這個世界,應該會比現在好上一些。”

做一個貼近自己内心的人

1845年春天,在瓦爾登湖邊建起木屋,過起自耕自食的生活的梭羅曾說過,“我希望世界上的人,越不同越好,希望每一個人都能謹慎地找到并堅持他自己的合适方式,而不要簡單地因襲和模仿他父親的、或母親的、或鄰居的生活方式。一個人需要絕對的自主,成為一個與任何其他人都不同的人,成為一個可以說‘我就是我’這句話的人。”


與其說快節奏的生活與巨大的社會壓力催生了塞巴斯蒂安和大原扁理這種“現世隐居者”,不如說是時代的進步與開放的環境給我們提供了更多生活可能的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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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追求更高效能的社會,我們固然可以像大多數奮鬥者一樣辛勤工作、努力奮鬥、滿足家人的期許、追求所謂的“成功”。但如果你花費了全部的努力,卻發現自己不過是完成了普通的生活,并且這種“普通”和“平凡”已經讓你陷入了深深的焦慮和自責,無法再感受生活的快樂時,不妨停留片刻,駐足思考,如今你所追求的生活,到底是你心之所向,還是虛妄的幸福?


這個世紀已經給我們定義了太多的“正确道路”和“美好生活”。但就像山本耀司曾經在采訪中說的那樣,“現代的青年人,他們好像總是在放棄自己,去和大多數人保持一緻。”


人生本來就是赤條條無牽挂,生命本來也隻是路過。而唯一可以賦予生命意義的隻有我們自己。“生活是天籁,需要凝神靜聽”。每個人都值得一種更為人性的生活,因此需要更加貼近自己的内心,來選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和工作。


到最後我們終會發現,“這個世界敞開着各個朝向的窗戶,隐現着通達四方也通向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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