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能的心和無解的“次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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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洛

手-腦-心，意味着矛盾可以調和，然而在朗的導演下，卻隻有腦和手的矛盾可以調和。洛宏和瑪麗娅的矛盾，瑪麗娅和瑪麗娅的矛盾，在劇中不僅是不可調和的，而且是要為手和腦的調和而犧牲的。這就是希特勒對待德國社會的态度，用科學家、知識分子和少數族裔轉移社會矛盾。這是德國電影在本體論上的《紐倫堡法案》。看似皆大歡喜的結局，并不能掩蓋弗裡茨對政治強人的渴望。

在《大都會》裡，弗裡茨·朗既解構了盧德主義，又解構了工業資本主義。機器人帶領工人摧毀機器，似乎是在暗示，煽動革命的終将被革命摧毀。資本家放任工人摧毀自己的機器，仿佛是在明示，機器并非權力必不可少的标志。暴動和生産力皆不可取，隻剩下陰謀和意志。指使機器人帶領工人摧毀機器的工業資本家不可能再是尊重自由市場的經濟人，而隻能是納粹元首式的政治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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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麗娅

美國影評人安德魯·薩裡斯這樣評價《大都會》導演弗裡茨·朗：「即便世界上從來沒有過希特勒這樣一個人，那麼朗也會在銀幕上創造出來。」

身為半個猶太人，擔心被納粹迫害而流亡美國的朗，卻發現美國人對“超人”不感興趣，他們關心的是凡人的故事。所以，朗的主人公隻能成為愛德華·羅賓遜那種容易犯錯的普通男人，或者格倫·福特似的顧家警察。呼喚政治強人的終為強人所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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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會》（1927）
朗是深受德國納粹的權力意志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未來主義的影響的，《大都會》毋甯說就是弗裡茨的烏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