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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你不知道細江英公，但你一定知道三島由紀夫，也許你不知道三島由紀夫，但你一定聽過《金閣寺》。如果你不知道《金閣寺》，那好吧，現在你應該知道了。
細江英公，1933年出生于日本山形縣，是戰後日本的第一代現代攝影教父，代表作《男人和女人》《薔薇刑》等。三島由紀夫，1925年出生于日本東京，日本當代小說家、劇作家、記者、電影制作人和電影演員，主要作品有《金閣寺》《鹿鳴館》《豐饒之海》等，而《薔薇刑》正是細江英公給三島由紀夫拍攝的一組寫真。
...1961年9月的某天，細江英公被日本出版商“講談社”指定去給三島由紀夫拍“講談社”出版的他的第一本評論集封套和卷首插圖。細江英公先是給三島由紀夫拍了一些肖像照片，随後在複雜的、精心安排的攝影布景中逐漸發揮，通過三島由紀夫的身體去探讨一個生與死的主題。
在1963年，這些照片以《Killed by Roses》為名首次發表并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到了1971年，一位新的圖書編輯将它改名為《薔薇刑》後，這部作品一舉成名。因為就在這以前的1970年11月25日，三島由紀夫切腹自殺了，他曾說：“我絕不容忍肉體的衰退”。
...《薔薇刑》展現了三島38歲時肉體最完美的形态，身體各部分肌肉恰到好處，結實虬勁的肌肉與陰柔美麗的薔薇形成一種奇妙的平衡。按照細江英公的理解，“薔薇是一種美與無法接近的痛苦這兩者并存的象征”。薔薇雖美，可是帶刺，隻可遠觀，不可亵玩。就好像人類與美的距離，可以無限地去追求和靠近，然而終極意義上的美，可欲不可求。
薔薇花的美，人類或許可以因得不到而失望，因失望而憤怒，因憤怒而徹底将其摧毀，但始終無法占有。薔薇的美是倔強的，人類拿它沒有辦法。藝術家退而求其次，以攝影的形式将人體與薔薇永恒地封存在了一起，宣洩這種人類的在終極的美的面前的各種失望、悲哀和頹喪的情緒。
...盡管《薔薇刑》是關于生與死的紀實，但在日本，對于死的看法直到1970年秋之前都是禁忌。細江英公的許多作品都将赤身裸體姿勢詭異的模特置于日常生活場景之中，拍下模特的同時，也定格了旁人匪夷所思的目光。
他知道，藝術對于很多人來說，就是無法理解的。和死亡的話題類似，人體攝影似乎也一直是一種較為小衆的藝術形式，許多人在欣賞或是談及此時，臉上往往不是一副茫然的表情就是一臉的意味深長，還有的人談虎色變，唯恐避之不及。
人們習慣了肉體衣冠楚楚的社會的一面，在人類不斷社會化的過程中，被光鮮亮麗的衣裳所包裹着的肉體的原始野性被掩蓋在了種種由規則、秩序、道德觀念所構成的所謂文明之中。文明的本質也許不是大徹大悟後的澄明境地，而終究隻不過是包不住火的那層紙。
除了特殊的職業需要，很少有人會去了解人體有多少塊肌肉和骨骼、每一塊在哪裡、起什麼作用、學名叫什麼等等。避諱的背後是人類對人體自身的無知和難以探知的恐懼。科技發達到如此地步，可悲的是人類卻沒有真正了解過自己。因為自始至終，企圖了解人類自身的，不是科學家，是藝術家。
...在對人體的探索與發現上，現代人所做的，甚至沒有幾千年前的古希臘人做的多。古希臘文明以雕像為載體，展現了肉體的線條美，希臘神話中的衆神們健康、豐滿的形體散發出一種健康的、積極的生命力量。其實，神就是人對自己最完美的假想。後來的文藝複興要複興的正是這種樂觀進取的現世精神，符合資産階級上升時期的要求。
《薔薇刑》将三島的肉體與文藝複興時期的畫作進行了雙曝，達到了美輪美奂的效果。在那個沒有PS的膠片年代，細江英公用這種方式使攝影從單純的記錄變成了不亞于文學的具有超現實的夢幻色彩的表達形式。細江的“球體寫真二元論”認為，如果主觀和客觀是一條直線的兩端，就無所謂多元，而假如把客觀和主觀想象成球體的兩極，就像北極和南極，那麼兩者間就有無數的路可以走。因此他總是建議年輕的攝影師們：“不用吊在一棵樹上，在嘗試的過程中會發現屬于你的那條路。”
...回家以後，我立刻從書櫃裡找出了那本塵封已久的《金閣寺》。高中時候買的，曾經幾次嘗試過讀完它，都以失敗告終，書簽夾在了第128到129頁，一夾就是四五年。
細細想來，我和《金閣寺》的關系，有點像靈魂和肉體的關系。在僅僅關注文學作品的情節跌宕起伏和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的閱讀階段，我走不進《金閣寺》裡。靈魂居住在肉體裡，支配着肉體進行吃飯、睡覺、勞動、社交等各種生命活動，感受着這個世界的聲色犬馬，在人僅僅把肉體視作享受快感和感知疼痛的媒介時，生命的真相也是虛無缥缈的。有一句歌詞唱得好，“你說這個世界聲色犬馬，我說不如演亞當夏娃”，兜兜轉轉，原來原初狀态的人類才是最接近真相的。
有分量的攝影作品所提供的絕不隻有關于美的感官享受，而是有某種以視覺沖擊為起點，随後直達心靈的精神刺激。這種刺激會粉碎既有的觀念和偏見，最終完成認知的重塑。看完《薔薇刑》，對于《金閣寺》，我現在又有了重讀的強烈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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