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為《吉祥如意》這部電影接受的第一個采訪，也是我第一次分享這部電影的創作。 ——大鵬
這是一部真正意義上在疫情後誕生的國産新片，它在上周日（7月26日）于上海國際電影節首映。
因為隻有一場放映，看過的人并不多，一天後，電影仍在小範圍内被大家議論着，豆瓣98人打分，其中29人打五星，62人打四星，7人打三星，暫無兩星或一星（截止7月27日晚18:00）。
...一個年度十佳無疑，甚至有沖擊三佳片潛力的華語電影。
故事呢，分為兩部分。
前半部分，是一個紀錄片形式的劇情片，講述一位北漂女人麗麗（劉陸 飾）時隔多年回到東北農村老家過年，面對自己身患腦炎後遺症的父親（王吉祥 飾，現實中導演的三舅），以及龐大家族在長輩突然去世後的現實紛争。除女主角外，全部由真實人物出演。人物性格極簡又極端，高潮場面一度激烈到無法收場。
而後半部分，突然轉換為一部純紀錄片，呈現的是前半部分劇情片的拍攝過程。主角，從殘障老父與女演員扮演的女兒，轉為本片導演、現實中的女主演以及女主角的原型真身，三個人互相“試探”，讓之前的劇情片被重新解讀。真假虛實裡，能看到與我們生存狀态相似的中國式情感困境。
至親的長輩真實地離去，不可逆轉，女演員竟無聲承擔着本該由原型人物承擔的痛苦，荒誕又不違背邏輯。
僅僅簡單描述這種故事結構，就能感到這部片子，這電影有智力的成分，更有當事人敢于暴露自己倫理疑點的勇氣，以及一個人類，即導演本人，用影像與不幸命運的扭打。
電影裡的情感，高度濃烈，近年來從未見過，以拍攝時間軸來看，它的理念又要早于同類電影《攝影機不要停》一到兩年。
前半部分，導演耗時一年多剪成48分鐘短片，已在金馬獎斬獲最佳榮譽。
剩下累計80多小時素材量，導演繼續苦（哭）剪兩年，一次又一次目睹這真實攝影機拍攝的真實的死亡，甚至需要看心理醫生以調适自己，才最終完成這部75分鐘的長片。
聽完這番描述，你會說，這導演是一行為藝術家吧？這是一實驗電影吧？
短片，叫《吉祥》，也就是導演他三舅的名字；長片，多兩個字，叫《吉祥如意》，這是導演12年前北漂時代帶回村裡的春聯。
...而導演，叫大鵬。
等一下，董成鵬大鵬？
對，就是《屌絲男士》《煎餅俠》《縫紉機樂隊》的導演，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大家為他披上“投機分子”、“耍小聰明”、“說話也不逗笑了”标簽的大鵬。
做這場采訪，果然有人在我微博下留言——“大鵬也把你唬住了？”“他利用反投機又投機了一回。” 那說真的，看這部電影之前，你很難相信，大鵬是一個這樣的導演。 就算看了，你也很難在短時間裡理解，大鵬為什麼會是一個這樣的導演。 即便我從不輕信那些标簽，我也感到自己一直“誤會”了大鵬。 電影，好像并不是他成名路上的驿站那麼簡單。
第一導演（ID：diyidy）在《吉祥如意》上影節放映當日，聽到了大鵬在電話那頭努力鎮定情緒的聲音。
整整一個小時，這是大鵬完成這部電影後，第一次敞開心扉，從頭至尾，坦誠創作。 “當我跪在地上，跟随着其他親人，向前爬，向前爬，我當時更多的是恍惚。姥姥的去世，對我來講是一個巨大打擊，但同時因為劇組正在拍攝，你作為導演，你不能将你自己的崩潰暴露在大家的面前，所以那種壓抑，無法發洩，這件事讓我非常受困。”
“你問我有沒有内傷？有，對，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金馬獎那晚回到酒店，我他媽哭得跟王八犢子似的。到現在咱倆對話的此時此刻，我也沒有真正過了這個坎兒。”
這裡隐藏着一片驚人的情感沼澤。 就算你綁着繩索，靠近了，也可能深陷其中。
【本文涉及劇透，追求觀影體驗者，建議等未來影片正式上映後再看本專訪，到時候找不到本文也無關系，現在，這篇專訪必須出現，必須存在】
...這是我為《吉祥如意》這部電影接受的第一個采訪，也是我第一次分享這部電影的創作。
此前，我和劇組所有人都簽了保密，因為我當時注意到這個電影的周期可能會拉得比較長，所以大家不對外提及這部電影。
這一弄就是四年，我們從頭說。
2016年，我決定要做這個事的時候，電影的結構就是被确定了的，我是非常明确地要做一個你現在看到的《吉祥如意》。
它有兩個劇組，一個劇組要拍《吉祥》，另外一個劇組拍我怎麼拍《吉祥》，也就是《如意》。
兩個組的導演都是我，加上劉陸，一共39個人，其中5個人是司機，所以實際投入拍攝是34人。這34個人，分成兩個組，一組拍一個片，這兩個組是獨立的、不同的攝影團隊和錄音團隊。
一開始，主角就是我姥姥。
甚至這個電影一開始的名字就叫《姥姥》，我們現場的場記闆，還有檔案，寫的都是《姥姥》劇組。一直到《吉祥如意》明天要在上影節首映了，我們這個習慣可能都沒改掉，微信群還是叫“《姥姥》攝制組”。
...前幾天上影節入圍的消息給到我，我就在原先攝制組群發了這個消息，那個群裡39個成員一個人沒走，我還挺感動的。
因為我們最開始是要去拍我的姥姥，也許會讓你有些意外的是，最一開始，劉陸演的是我。
...我跟劉陸說，我跟我姥姥的情感非常深厚，這一次我想回家過年，就想拍一下我姥姥她怎麼在年三十過春節的故事。
因為我不希望把這部電影拍成一部紀錄片，如果是紀錄片，那應該是我跟我姥姥過春節的故事，所以我一開始确定它的格式，它就是一部用紀錄片語法來拍攝的劇情片。
我說劉陸你來演我，演一個從大城市北漂回到了東北農村老家的一個外孫女。
那為什麼不是一個男性而是一個女性呢？
因為我希望能夠探讨的議題就是，我姥姥這樣一個在農村照顧她傻兒子一輩子的一個女性，和一個跟她隔着輩份，從小被她拉扯大，同時又北漂，有很多壓力的女性，女性與女性之間的對話。這是我最一開始想拍這個片子的初衷。
劉陸她很負責，她說我沒有相關的創作經驗，可以說所有的人都沒這麼拍過電影。也許我們的眼界比較狹窄，至少在我們的目力範圍之内，很少有人這麼做。
她問我那怎麼辦呢？我說你就是浸入式地進入到這個家庭，成為我，你去替我跟我姥姥相處。所以劉陸比我們早到了農村，然後在我家裡住了一段時間，而那個時候，所有劇組成員正在集安籌備《縫紉機樂隊》的拍攝。計劃中，拍攝《姥姥》是從小年那一天，也就是臘月二十三，一直持續到大年初三，拍攝周期10天。
沒想到的是，當劇組抵達現場的時候，姥姥突然病重，陷入昏迷。
也就是說，劉陸，其實替我見到我姥姥最後一面。
但我沒有見到。
...我覺得我們拍了一場天意，發生什麼就拍什麼，隻是我們完全無法控制内容。
那天臘月二十三，全劇組都在這了，所有的人、器材，都在現場。
我坐在昏迷的姥姥旁邊，很無助、很難過、真的很痛苦，我心裡有一個念頭，就是如果天意是我回到家，看到我姥姥躺在床上，那我也想把這個事情繼續進行下去。
我就從醫院出門走到樓下這段時間，做了這個決定——現在，我回劇組，大家一起來開一個會，我們改變方案，劉陸，也會有她新的角色。
我們轉而去捕捉另外一個事，也就是姥姥的三兒子，我的三舅。
...那麼這個時候劉陸還演我，這組關系就不成立了，因為三舅和我的關系，并不像姥姥和我的關系一樣那麼有故事可以發生，所以我就跟劉陸商量，我突然想起來，三舅有一個跟你年紀差不多的女兒，叫麗麗，但是她已經離開這個家庭很長時間了，她十年沒有回來這個地方，正好因為她回不來，沒有這個人，那你就把她的位置補上。
你，來變成她。
這絕對是一次意外，我們不得不做出的調整。
劇組當時沒有任何異議，因為對于觀衆來講，拍攝前更改拍攝對象對觀衆最終觀看沒有實際影響。我很感激我的劇組，雖然我們拍的這個東西有一些實驗性，大家沒見過，我們也沒有相關的經驗去應對，但是劇組都相信我，都希望它有一個好的結果。所以當我提出新的變化時，大家都在想怎麼去執行。
另外，我能做出這樣的選擇，來源于我對這個家庭的了解。因為我每次回家，我看我姥姥的時候，都會聽到類似的讨論，也就是說，姥姥跟三舅關系這麼粘合，那随着姥姥年紀越來越大，三舅怎麼辦呢？他到底是去敬老院，還是待在某一個兄弟姐妹的家裡？又或者是被他的女兒麗麗接到大城市？
大家其實關于三舅的讨論，我是目睹過很多次的。我們極有可能會拍攝到一家人有關于三舅未來去向的某一種讨論。
三舅這個人，從小是整個家族裡條件最好的，姥姥把大部分的錢用來供他上大學，他也不負重望，找了一個好工作，一個油田的保衛科科長。
在他是油田保衛科科長的時候，我們其他人還都在農村種地，他是整個家庭的頂梁柱。但是就是這樣一個人，卻遇到了不幸，成為我們電影當中看到的那個樣子。
我反複看他，發現他像一個詩人。
他不是主動想要寫詩，因為他的心智讓他不停地重複着一些看上去毫無意義和關聯符号性的内容，比如說“文武香貴，一二四五”，“我18歲當兵走了，怎麼又回到這裡來了”，“明天找媽”……他反反複複在低吟的這些密碼，其實都是他最在乎的事情。
他是有自己的精神世界的，但是他被困住了，被困在他的那個身體裡了，他每天都在重新拾起記憶，每天早上起來依然要找媽媽，都要再接受一次失去母親的這個痛苦信息，就像第一次聽到一樣。
我曾看過他的輝煌，但現在，這是他的循環。
那從我個人來講，這些年能夠出錢，能夠出力，能夠幫忙解決的問題，我都沖鋒在前了。可是，那個三舅回不來了。
我心疼他。
我迅速做出決定，第二天，開機。
誰知道，突然，三舅的女兒麗麗就回來了。
03麗與陸，真與假，假成真
首先，麗麗突然出現在現場，對我們來講又是一個非常大的意外。
我嘗試着去思考了一下她的心态。當我們決定開始拍三舅，讓劉陸扮演麗麗的時候，劉陸提出來，她要知道麗麗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就跟他講了一些我日常接觸到麗麗的一些側面。因為麗麗在北京，我也在北京，有時候我們會見面，會聊天，我大概知道她生存的狀況。
在這一層面，我當然希望電影能夠拍得更充分一些，所以我就讓劉陸和麗麗通了一個電話。就是這個電話，導緻王麗麗她意識到，好像家裡在拍電影，好像有人在演我。
于是從她的心理角度出發，要回去看一下你們拍成什麼樣。
王麗麗會不會被别人用其它的角度去評判？我要說，我對她沒有任何一點偏見。我們年紀相仿，都是北漂，電影裡展現的隻是一個生活的側面，而在生活當中，她還有更多的側面。
比如我看到的王麗麗，她做着一份普通的工作，她每一天都努力地在北京找到她自己的位置。自己帶着一個已經6歲的孩子，而她的母親又查出了比較嚴重的病，需要大量的醫藥費，一直跟她住在北京，雖然居住條件也不太好。她又不敢把她回到東北的所見所聞告訴給她母親。
這個人物太複雜，她為什麼會回到東北呢？她有沒有對三舅或其他家人的虧欠？或者她另有一種什麼樣的推動力，促使她真的十年沒有回到的家，今年就回來了呢？
我沒有辦法替她做這個答案。
但從我的觀察來看，我是很感激她的，因為她非常信任我這個弟弟，她同意讓我去捕捉她，她沒有在鏡頭前抗拒任何一個不真實！甚至，在她看完了整個成片，她跟我交流最多的是——原來那個時候我是這樣的？
那個時候，就是四年以前，我們在一個非常極端的事件當中，那個沖擊實在太大了！所以你會在電影中看到，家裡的人都在為老人過世而準備着，但是我和麗麗就像沒有辦法走進那個門，真的沒有辦法，我的腳是挪不動那個步的，我相信她也是一樣的。
那個時候的情緒，實在太複雜了，那個情感，實在太濃烈了。
《吉祥如意》真的是一個非常特别的創作，它除了電影本體之外，它同時又是所有被捕捉到的這些人的一段親身經曆。
就說劉陸，首先劉陸對這種創作形式很支持，同時她是有一點興奮的。因為我跟她乃至整個劇組講，你們就隻有這一次機會，别人的話不會像你們演戲一樣再重新來，同時你的對手戲演員他們根本不是演員，他們不會迎來送往，你們隻有一次。
拍年夜飯那場戲的時候，攝影師拍到手抖！劉陸為什麼突然從片場逃出去了？她害怕了，非常害怕，她并不是執行完一個表演，給自己的一個演出畫句号——她是不演了，演不下去了。
...你會清楚地看到，劉陸在《吉祥》的部分裡表演的節奏與其他的——我們就叫做演員好了，事實上是我的家人——有一些差别。
這個時候觀衆會問，為什麼這個女孩看起來和其他人不太一樣？在《吉祥》，你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在《如意》，我就告訴你那個答案——沒關系，你剛才看到的一切，就是因為劉陸是個演員，而其他人就是當事人。
因為《如意》破掉了《吉祥》前面的這層顧慮，同時又保留了觀衆發現這層關系的解謎感，帶着這個疑惑往下看，為什麼是一個演員呢，那真的那個呢？
我發現，等真的那個人回來了之後，劉陸替代她，承擔了家庭矛盾，承擔了這場洗禮！而當我們意識到這件事時，真正的麗麗在對待這些事的時候，不是那樣的情緒！原來三舅對她的反應，不是前面我們看到的那個三舅對劉陸的反應。結果是所有的觀衆和劉陸，承擔了那個戲劇功能，我們一起演了一個假的麗麗。
這就是劉陸在《吉祥》的部分“演得不好”的意義。
...從2016年一直到2020年，我都在做《吉祥如意》，我已經度過了四個春節，你一定是要非常非常有欲望，想要去表達，才會花這麼長的時間和精力，用這麼長的周期與這個内容相處。
這麼說吧，在整個拍攝期間，我是劇組和家人兩邊的橋梁，我自己的情緒會帶動兩邊的情緒。家人們一直以來都很支持我去拍攝，劇組也希望我能夠在每一個轉變的時候，最快速地做最合适的決定。
我的精神壓力好大，非常的大。但是沒有出口，沒有辦法與人去分享。
當我跪在地上，跟随着其他親人，向前爬，向前爬，我當時更多的是恍惚。姥姥的去世，對我來講是一個巨大打擊，但同時因為劇組正在拍攝，你作為導演，你不能将你自己的崩潰暴露在大家的面前，所以那種壓抑，無法發洩，這件事讓我非常受困。
你問我有沒有内傷？有，對，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我之前非常愛笑，但有一段時間，網上很多人讨論，說大鵬怎麼最近不高興了？我出席活動，或者拍了很多照片，都不怎麼笑了，說話也不逗了，節奏也變緩了，我的生活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就是有很多這樣的苗頭，我自己沒有主動想過這個變化的原因。
現在回想，就因為我始終沒有完成《吉祥如意》這部電影，這個電影還沒有結束！殘酷的是，我在最一開始，就制定了非常嚴密的計劃，我們要拍這樣一個片子，然後拍完第一步就是要把短片做出來，第二步是要把這個短片如何拍的，加在它的後面。短片做出來，其實還用了一年多的時間，之後我全部都在剪輯。
我到任何地方工作，都會打開手邊的這台電腦，把素材硬盤接上，開始《吉祥如意》的剪輯。《吉祥如意》隻是《如意》的部分就有80個小時，我不停地看當時發生的這些事，有的時候我就崩潰了，我沒有辦法突然又看到我姥姥過世的瞬間，看到那一場葬禮，看到家人的争吵。
但你要不停地看，不停地看……
越看我越沒有辦法那麼快地把這個電影做出來，可能今晚上正剪得好好的，突然看到三舅在我姥過世的時候哭，那我就跟他哭了一晚上。然後我幹脆就整個這一個禮拜我就把素材放在那了，就放在那了。
當我以為我調整好了自己，可以再去面對這個素材，一碰，還是剪不下去，這個事情我現在不知道怎麼通過語言能讓你理解。
你知道我在拿金馬獎的時候，上台獲獎感言，最後說了一句：“這個獎獻給我的姥姥，我真的很想你。”然後我就不由自主地向天空看了一下。那句話我沒有想過要說，其實搞得台下所有人都很懵，大家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但是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我最後一次見姥姥，就是在拍這個戲的幾個月之前，我們回到集安去做《縫紉機樂隊》裡大吉他雕塑，堪景的那幾天，我開了一百多公裡，上我姥姥家去看她，那時候她身體挺好的，還給我做吃的，我們倆在一起聊得特别高興。
...我姥姥送我出來的時候，她拉着我的手，我本來想跟我姥姥說一些肉麻的話，“我想你啊姥姥”，但那個時候就有一些村裡的孩子，拿着手機跟我照相拍視頻，我姥姥在旁邊看着也挺樂呵的，這大孫子什麼時候變成這樣了呢？
匆匆的告别，一群人的阻隔之下，我就上了那輛車，車往前走，我就往後看，我就看着我姥拄着拐杖在村口，越來越小。
但“我想你啊姥姥”，這句話，我就沒說出來。
我想去拍我姥姥啊，我那麼愛她啊，我想要跟她一起過年啊，結果怎麼就遇到這麼大的事，我接受不了啊，然後我就拍了這麼一個東西，還得了獎，這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是我姥姥好好的！！在姥姥最需要我在的時候，我卻是一個劇組的導演，我并沒有是那個家庭的孩子，我覺得我失去了那個機會，那個機會我這輩子都失去了。
...金馬獎那晚回到酒店，我他媽哭得跟王八犢子似的。到現在咱倆對話的此時此刻，我也沒有真正過了這個坎兒。
我去看過心理醫生，你知道心理醫生怎麼跟我說的嗎？他說其實你是跟你姥姥沒有完成一次真正的告别。
醫生說，等你電影做完了，公映了，大家也看了，這事算有個句号了，你就去你姥姥的墓碑前，你和她好好說說話，你把你委屈和你對姥姥的虧欠都說出來，哪怕你哭一場。
也許那樣我才能過了這道坎兒。
你問我最初構建創作的時候有沒有“野心”。“野心”是一個很危險的詞彙，我隻能說我對我自己有着非常嚴格的要求，我知道觀衆對我的要求也很嚴格，但我的判斷是，即便是對我最高嚴格的人，可能都沒有我對自己的要求更嚴格。
我知道我的方向在哪，但我不能把它稱之為“野心”，我隻是希望不停地保持新鮮的創作，但如果你問我是不是想要去證明什麼，這樣的用詞都透露了一個重點，叫“改變”，就是你想主動去改變，但是對我來講，不是這樣的，我一直覺得我就是在不停地嘗試而已，我并沒有什麼野心去讓誰看到我的改變。
它不能夠是帶有目的性的。
還有人問我結構上有沒有受到《災難藝術家》《攝影機不要停》和《幸福的拉紮羅》的影響？我想說，這些電影我們都可以去比較去讨論，但是《吉祥如意》的創作是在2016年，當時的構思就是這麼一個結構，它沒有受過任何的借鑒。但這個話，我又怕說出來别人覺得我很狂妄，我真的是有一點忐忑的，因為我的電影往往還沒推出，或者還沒上映，就已經有既定的評價了。
我在想可能也會有人來問我，就是如果姥姥沒有遭遇意外，麗麗也沒有回來，這一切的如果都發生了的話，那這個電影它會是一個什麼樣？我想得很清楚，現在的《吉祥如意》，當然不是我一開始要拍的那部《吉祥如意》，甚至我都不希望現在《吉祥如意》呈現的内容在現實生活中發生。
但是，我對我自己是有信心的， 我對我自己的導演的能力是有信心的，即使沒有發生這一連串的意外，我相信我原計劃要拍攝的那部《姥姥》，依然值得大家去喜歡，我肯定可以完成它，而且完成得非常好。
拍電影是很長很長的事，我今年才38歲，對于一個導演，這個年紀往往也隻是他剛剛起步。
采訪、撰文/法蘭西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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