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中,Celine提到自己最厭惡父母的passive aggression——看似民主開明,其實從未下放選擇權。第三部裡,Celine在酒店指控自己的愛人也變成了當年父母的模樣。

與其說Jessi慢慢變成了Celine第一部提到的passive aggression,不如說是他們慢慢走入了對方的内心。
從第一部到第三部,兩個人都是從裡到外的romanticist:一個是生活的浪漫主義者——1994年在火車上邀請素不相識的女生下車,六個月以後如約回到了維也納站台,婚車上望着窗外的百老彙大街心裡思念的還是那個素不相識的女生,離婚後幻想着前妻兒子與現任的和平生活;另一個是文化的浪漫主義者——内心厭惡男權社會,厭惡媒體控制,投身非政府盈利組織。

對于Celine來說,Jessi所做的一切,不過是對于現實的溫柔反抗——争取一周看望一次兒子被看作是無力解決上一段婚姻的糾纏,把自己寫進小說被看作是滿足男性讀者對法國女人一廂情願的浪漫想象,接受希臘作家的邀請被看作是維持文人騷客之間的酸腐社交——看起來積極犧牲善解人意,實則是通過假象的犧牲換取更多的控制權。Celine則活在自己劃定的浪漫框架裡,拒絕Jessi的進入——不管是親密關系,家庭生活還是個人工作——看似被動的楚楚可憐的善于合作的,其實掌握着關系中的主動權。一個掩蓋,一個撕碎。如果兩個人存在某種push and pull,大概就是一個瘋狂撕碎生活的遮羞布,一個在事後小心翼翼地掩蓋彌補。

浪漫主義者大概一生都活在自己的世界裡,有的是一輩子撕裂現實,有的是寫了一輩子小說。

席間老太太講起自己的愛人,随着歲月的流逝和記憶的模糊,自己再一次失去了他。在沙灘上Celine講起同樣的故事,患上白血病的好朋友感慨着世人的庸人自擾。

浪漫主義者慢慢被現實敲醒,逝去的不會回來,消失的不會複還,盡管這不美好,但這就是生活。

影片最後鏡頭拉遠,兩個人的生活該何去何從不得而知——舉家搬往芝加哥,或者異國分居?我們隻知道,電影主角變成了河邊喝酒聊天紛擾衆生的一員。

宇宙的熵值在增加,不管你是浪漫主義者抑或現實主義者最後終究會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