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啊,就像是最後的蜉蝣。
在那些孤寂落魄的夜裡,看着星辰墜落在海洋深處,内心的渴望如同火焰般燃燒,他自覺生命的意義是由無數個鄙棄的瞬間而凝聚,于是他黯然啜泣,逐漸走向回憶的邊境。

在傑克·倫敦的原著小說中,馬丁·伊登在綜合層面上來說是一個不具象的人物,他所引申的内在潛能是工人階級的勝利和存在主義的進階,繼而又以數十年自學者的身份發現世界虛無的本質。

回歸到角色的可觀性,我們投射在馬丁·伊登身上的是一種同理心,當你也想成為一個作家,食不果腹、居無定所、窮困潦倒,卻因夢而生,你會否還能以理想者的心态去誠實面對自我?

這是影片結構的開端,把角色置于中心位置,毫無遊移之處,隻單純地塑造一個人物,借由環境的依托來解釋人物的動機,擴大主題的範疇。
而後半段的章程因為階級革命而分裂,導演采用單線叙事的目的性再明了不過了,如何回溯曆史的進程?如何探讨虛無的衍變?又是如何在終結點體現生命繁雜的意義?

《馬丁·伊登》的形成是文學和電影的碰撞,在導演的表達中,我們看到的,将決定我們自身在其中的位置。

電影是否能展現文學的高度?
這是當代電影藝術所要面臨的考驗。

意大利導演皮耶特羅·馬切羅并未如此想過,從他作者型的藝術人格中我們不難挖掘出他的表達和文學有很強烈的對比,背景的遷移,人物的性格皆有轉變。

文學以文字為主,電影以鏡頭為主,但無一例外的,是它們的思辨性質。這也是我們為什麼要在《馬丁·伊登》中找尋自我價值的意義。

我們在電影中能得到什麼比我們能在電影中看到什麼要更重要,這無疑是導演的中心點。
電影與文學的交融并不能體現其完整性,馬丁·伊登以水手的身份在膠片般的放映中登場,他所處環境的真實在影像處理上被模糊化了。
而受到愛情的感化下他的驟變也過于理想化,忽略了現實階層下的思考。如我們為何要看書?我們為何要寫作?

當然,傑克·倫敦采用的意識流手法反而與16毫米膠片拍攝形成了一種契合,由人物成長和虛幻的曆史空間作為傳輸點,最終在人物幻滅之際給予我們最真實的自省。

于是我們在電影中所要探尋的不再是文學上的高度,而是電影本身所散發的魅力,那是一種近乎令人心碎的魅力,沉迷在複古的意大利往事中,尋找鏡頭中感官上的顆粒感,無時無刻都形如枷鎖,随着人物際遇而心有餘悸。

導演馬切羅在電影中還展現了其剪輯上的創新,用零碎的記憶和場景來構建影片的虛實感,這些影像看似是毫無用處的,卻給予我們無盡的留白想象,頗具玩味和叛逆形态。

但在影片切入階級革命背景後,故事的轉變形如風潮般卷入了人物的進攻意識,在原著中并未多餘體現的階級形态極大塑造了人物發展的立體性,人物變得不再抽象,環境變得不再客觀。

馬丁·伊登所代表的工人階級用思想和行動阻隔了人物的目的,導演在處理他講演的場景下極為真實可信,有力直接,不再如開端時遊離瑣碎。
這在整個人物性格轉變的過程中占據了重要位置,他要開始抉擇,抉擇之後又怎樣面對“本我”?


所以在曆史的變革中馬丁·伊登更像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對抗的符号,他認清到這個現實卻無力反抗,愛情的消亡也讓他看到時間的殘酷性。

因而我們不再以主觀價值來判斷馬丁·伊登的抉擇是否正确,這始終是一個悲劇色彩的人物,文學中他是一道橫行于社會的潛流,電影中他是一束短暫熄滅的光茫。
這也是導演在表達上區别于文學最大的不同之處,我們首先看到的是人,再是人物背後的光景。

從美國轉移到意大利那不勒斯,背景的替換并無太多差異,影片呈現的質感會很快把你拉近,彷如置身于70年代的意大利街頭,也像是導演對馬丁·伊登的感歎,他所引領的一代階級革命打碎了我們對理想主義的憧憬,誠如傑克·倫敦所說:一個人的幸福在于創造新的生活。

古往至今,有太多理想生活的崩塌讓我們心如死灰,卻又不斷在破滅中重建,這是《馬丁·伊登》最重要的價值體系,馬丁之死在于他擺脫不了自身的差異感,在上流社會他格格不入,在底層階級他敗于現實,而等他赫赫有名卻發現萬物虛空。



電影體現的仍然是“人生”。
本質上已和文學大相庭徑,套用一個故事制造多個片段,彙集在一起叙述一段生命的浮沉。電影本是造夢天堂,但《馬丁·伊登》卻粉碎了夢境,導演意在宣告我們一種普世價值,如佛有雲:人的一生想得到的東西太多,但無法擁有時,我們必須學會放棄,這不僅是生命的抉擇,更是人生的一種成熟,一種生命的智慧。

而當馬丁·伊登終于選擇走向終點,我們才從膠片影像走出,想象着自己的追求和死亡,其實也是一種生活之美。

人們說70年代電影已經死亡,我們在為經濟而拍電影;人們又說21世紀文學也已死亡,我們在為科技而輸出。
其實不是,《馬丁·伊登》的價值感念是無可比拟的,導演試圖用陳舊的影像價值來喚醒當代人的熱情,在他的回旋試探之外,我們能夠在電影中得到的,其實更多是對理想的執着。

可如果死亡嫁接于理想之上時,也證明了人是最後的蜉蝣,更是最後的低級動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