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的姐姐》登陸國内院線熱映，口碑也引發了巨大争議。影片圍繞一對失去父母的姐弟展開，姐姐被要求要撫養年幼的弟弟，她在面對追求個人獨立還是撫養弟弟的問題上掙紮徘徊。影片上映後，“父母去世姐姐是否必須撫養幼弟”還一度登上微博熱搜。
...對于中國人而言，親戚之間的稱謂不隻是标定彼此的血緣關系，更重要的是标定每個人在倫理秩序中的位置及角色。當安然在《我的姐姐》中被标定為安子恒的“姐姐”時，一系列的義務和責任才會如洪水般傾瀉到她身上，而對于那些義正詞嚴的親戚來說，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安然不得不面對由“姐姐”這一身份和角色引起的問題，因此遭受兩面夾擊、掙紮和痛苦。
在本文作者看來，這個故事探讨的并非“新問題”。當我們在電影中再次遭遇重男輕女、對女孩的忽視以及隐秘的女性歧視，仿佛舊日重現。發生于晚清民初、爆發于“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對于傳統家庭倫理秩序的質疑和抨擊，對家族女性的輕視和壓制的反對，對女性獨立自主、個體性價值的強調......這些問題都再一次重現于《我的姐姐》身上。那麼對于這些問題的探讨，我們經曆了怎樣的一波三折？當下女性面對家庭倫理沖突時，又是否有了更好的選擇？
撰文 | 重木
01姐姐犧牲成全弟弟，在東亞家庭倫理中頗為普遍
在《我的姐姐》中，安然是一個頗為典型的現代女性，對自我主體意識有着清晰認知，具有強烈的反思和批判能力。而塑造這種特質的很大原因，從電影中的回溯看，正來源于她從小所成長和遭遇的家庭。父母對于兒子的渴望是“重男輕女”糟粕的延續，也正是這些觀念給安然造成了直接且影響極大的傷害。
影片中，父親為了獲得生二胎的機會對外宣稱自己女兒是瘸子，讓安然扮演瘸子。父母對兒子的執念也對安然的心理造成傷害，尤其是對于自我價值和作為女孩的認知産生懷疑，同時也極有可能形成自我傷害與貶低。但安然最終并未在後者的陰影中走向灰暗，反而長成了一個頗有主見且強硬的女孩，這一點與她小時候成長于姑媽身邊有着直接關系。
《我的姐姐》很大程度上在塑造一條女性生命史。這一點在姑媽和安然之間十分鮮明。父母為了生二胎把安然送到姑媽身邊，姑媽在整部電影中被反複強調為某種“為他”存在的形象，如母親、妻子以及最重要的“姐姐”。從原生家庭到她自己的家庭，前者所扮演的“姐姐”角色給她帶來了決定性的影響。姑媽的母親直截了當地告訴她家裡的一切會先給兒子，所以她必須放棄自己的讀書機會、到俄羅斯做生意的夢想，以成全弟弟這個男孩。
...“姐姐”必須犧牲以成全弟弟的叙事在整個東亞儒家家庭倫理秩序中十分普遍。在趙南柱《82年生的金智英》中，她同樣因為有一個弟弟而被奶奶要求事事退後，其母親也像《我的姐姐》中的姑媽一樣，在忍讓和犧牲自己的欲求中度過了一生。她們大都對此有着鮮明的意識，即自己在家庭重男輕女觀念下遭到的忽視、貶低和歧視，但她們卻投訴無門，掙紮無處，最終隻得默默忍受，以期待有出頭的那一天。
所以，這個故事似乎再次回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十分常見的家庭與女性的矛盾。然而時過境遷，我們意外地發現，在許多領域或觀念都已經發生巨變的時候，唯有家庭倫理中的重男輕女、對女性的夾擊依舊存在且變得更加複雜。
...在《性别政治與國家：論中國婦女解放》中，學者張念指出，近代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與她們身體的行動有緊密聯系。邁開三寸金蓮走出閨閣這一看似簡單的身體動作對于中國近代女性而言卻是驚天動地且十分慘烈的。造成傳統女性被束縛的第一層空間限制便是由“家”所建造的“閨閣”，因此遭到批判和反對的第一個對象也便是傳統之“家”。曾賦予女性安全與穩定的“家”以及在其中所形成的倫理秩序，最終因其密封性成為“解放”這一新觀念的對立面，由此走出閨閣與離開家庭，成為近代女性走向獨立和自主的第一步。
當身體開始行動，近代女性從“閨閣”邁出要走向何處？
...在李木蘭論述近代中國婦女參政的專著《性别、政治與民主》中，她發現那些走出閨閣的女性開始進入公共場所，一直以來這一場所都屬于男性，她們遭到諸多男性目光的注視。正因這一空間強烈的男性特質，導緻剛剛進入其中的女性遭到諸多困難。魯迅才會在《娜拉走後怎麼辦》的演講中指出，離開家進入公共空間的女性最終不是歸家就是走向堕落，社會的滞後及結構的男性化導緻孤立無援的女性在其中格格不入。但需要強調的是，正是近代無數女性們如此前仆後繼地進入男性化的空間，才開始一點一滴地對其進行改造和重組，由此才奠定了其後婦女解放的基礎。
在安然的生命史中似乎就暗含着這一中國近代女性解放的起源叙事。原生家庭的重男輕女造成她被“遺棄”而進入一個也并非那麼溫馨的親戚之家。安然遭到表哥暴力傷害，被姑父偷看洗澡，最終在上大學後開始獨立養活自己。支撐安然的一個重要因素或許就是姑媽，姑媽教安然“當女孩子被欺負時，一定要反擊，能打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打”。這一殘酷的生存法則折射出的，正是女孩在家庭及更大社會空間中遭到的冒犯和傷害。而家庭與社會，這一彼此緊密聯系且共享性别意識形态的場所，在很大程度上對女性造成了雙重壓力。
在姑媽身上，我們能看到她受益于前輩女權運動者們的努力，如獲得上學的機會，能夠工作；但同時她也依舊為傳統的家庭倫理秩序束縛。在“重男輕女”觀念的迫害下，她不得不放棄自己的理想和人生，為他人而活。這時候我們便會發現近代女性解放到姑媽那一代女性身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這一變化或許從20世紀20年代中後期便已經出現。
02從“五四”到當下，不斷搖擺的妻子、母親與姐姐
在近代女性解放中，個人主義強調的個體自主有極具破壞性和颠覆性的力量。當女性以個體脫離家庭倫理制度，抛棄那些諸如“妻子”“母親”或“姐姐”的角色隻作為自己存在時，她們便創造出新的責任與義務關系。“我是我自己的”這一在《傷逝》中出現的女性意識是女性走向自由的基礎性一步。但伴随着20世紀國内的政治動蕩與國外日本侵略的加劇，個人主義開始遭到批評與質疑，離開家涉足社會的女性也在新的意識形态号召下回歸家庭（如國民黨發起的“新生活運動”）或走向革命（如丁玲等女性前往延安）。在危急存亡中對新集體的召喚産生了新的聯合，但也在某種程度上淹沒了早期對個體性的強調和關注。最終女性融于新的集體，女性意識或說女性作為性别集體的需求、困擾和壓迫再次被忽視，抑或劃入其他範疇、遭到同化。
“婦女能頂半邊天”給女性權利賦予了正當性，但同時也存在局限。婦女們一方面像男人一樣參加建設，積極工作；另一方面她們卻依舊承擔着傳統家庭倫理的要求，如洗衣做飯、照顧孩子、奉養公婆，同時面對“重男輕女”造成的傷害。《我的姐姐》中，姑媽随口提到自己曾經曆下崗，也反映了上世紀末中國女性所遭遇的危機。經濟形式進行改組期間，為了男性能夠有足夠的工作崗位而發起的女性下崗潮也導緻她們再次被鼓勵回家。如戴錦華在其《隐形書寫：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中所寫，伴随着家庭、社會以及許多傳統價值的再次主流化，曾經在“五四”新文化時期遭到猛烈抨擊的許多觀念和價值也重新死灰複燃。
...當傳統“重男輕女”觀念遭遇計劃生育政策，《我的姐姐》的故事的普遍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共鳴才會變得更加強烈。在電影中，安然和弟弟相差十幾歲，幾乎未曾一起成長，也就不必提姐弟感情。弟弟作為獨生子成長，嬌生慣養俨然長成“小皇帝”，很大程度上成了繼承其傳統男性社會及其特權的最佳繼承人。如果我們把安家作為一個樣本或隐喻來看，便會發現女性在其中遭到的忽視、傷害和被邊緣化，男性所受到的特權照顧和養成的“主子”性格，幾乎就是社會中的兩性處境的隐喻。傳統“家國同構”的模式，也暗含了家庭倫理的擴大化。
據說這部電影原名《踢皮球》，後改為現在的名字，而“我的姐姐”這一短語背後的主體是弟弟、男性。我們會發現這部電影就是以弟弟的視角去講述“姐姐”的故事，“姐姐-弟弟”之間的糾纏始終是這部電影的核心。因此我們才會發現其中的張力和矛盾，安然對自己的人生有清晰的規劃和渴望，所以她要離開“家”，但“弟弟”這個來自家的血親以及由此而産生的一系列義務讓她無法離開。對“五四”新文化一代的諸多女性來說，這一糾纏的二選一大都會以選擇前者結束，即“家/族”的黑暗與壓迫讓她們義無反顧地想要離開。但安然卻無法再如此決絕，并非“家”變了，而是主流價值對女性的期望與規訓改變了。
...在《我的姐姐》中，“家庭”的可恨同時也始終包含着一股可愛，與其說造成這一可愛的是血緣，不如說是綿延了千百年人們漸漸習慣甚至滲入血液中的親情羁絆。安然的舅舅說“親人，就是債”，就是我欠着你，你欠着我。但這一無奈的觀念中潛藏着諸多問題，尤其是這樣一種幾乎天命的觀念讓安然無法反抗最終隻能順受。于此我們發現，這句話更可能來自于處于家庭倫理上位之人，而且是對遭到他們管制和壓迫之人說的。
胡适曾在寫給兒子的信中提到，“我養育你，并非恩情，隻是血緣使然的生物本能；所以，我既然無恩于你，你便無需報答我。”但伴随着現代性所造成的城市化以及傳統共同體的消散，個體如原子般遊離，失去依靠。“家”這一意象開始被重新想象和塑造，成為新的港灣。
所以在《我的姐姐》中，無論我們多麼為安然打抱不平且覺得她的選擇和行為都可以理解，但最終弟弟變得善解人意且充滿溫情時，我們卻馬上繳械投降，再次投入家的溫暖懷抱。最後，“我的姐姐”再次被這個精明的弟弟拴住，還在其上覆蓋了一層更加溫和柔軟的糖衣，讓人心滿意足地吃下。
這或許正是電影結局引起争議的原因。
03面臨家庭、代際沖突時，我們有“更好的”選擇嗎？
在整部電影中，水的意象反複出現。最激烈的一次是在安然夢中，她夢到小時候學遊泳溺水卻發現父母不在身旁，最終拯救自己的隻能是自己。這一夢的意象處理很精妙，不僅暗示安然作為女孩在家中所處的糟糕境況，也暗示着一個更殘酷的現實：即最終能拯救女孩的也隻有女孩自己。
第二處令人印象深刻的水之意象是安然在雨天到父母墓前告别，下山的時候，雨水順着階梯嘩啦啦地流下來，綿延不絕……在傳統意象中，女性始終和“水”有着緊密的聯系。在《我的姐姐》中，水的柔性似乎最終戰勝了其可能溺斃人的暴烈性。但這一柔性卻來源于處于弱者地位的安然，而非其父母或是咄咄逼人的親戚。最終需要犧牲的依舊還是無論個體或整體結構中都處于弱勢地位之人，這不免讓人不甘且不平。
...電影處理這一家庭、代際沖突時，還有哪些“更好的”選擇？
日本家庭倫理電影中，如是枝裕和的《步履不停》、山田洋次的《東京家族》以及小津安二郎的《東京物語》。在圍繞家庭倫理糾葛和沖突時，我們會發現柔性的寬容或妥協不隻是子女們所做，而往往是被認為代表着傳統或頑固的父母所做的。他們最終因為親情放棄執念，成全子女們的選擇和心願。這或許是讓我們感動且不會覺得太不甘的原因。
在李安導演的《喜宴》中，最後在機場舉起手像是投降的父親的身影，之所以令人感動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最終發現，如胡适對其兒子所言，“我隻是碰巧成為了你的父親，你隻是碰巧成為了我的女兒和兒子，我并不是你的前傳，你也不是我的續篇。你是獨立的個體，是與我不同的靈魂；你并不因我而來，你是因對生命的渴望而來。你是自由的，我是愛你的。” 父母的自我反思或許才是解開親情死結的第一步。
...無論是姑媽還是安然最終都未得到來自父母的退讓，反而被要求不斷地為了家庭、為了弟弟無限往後退，最終失去自己的夢想、事業和人生。而變成一個“奉獻者”，對姑媽或安然來說，永遠都不是幸福的模樣。當“姐姐”是“我的”，雖然我們能感受到其中的親密和溫情，但當“姐姐”不想僅僅隻當個姐姐，而想為自己着想去實現自己的人生和夢想時，“我”這個弟弟難道不應該支持嗎？
是的，電影中的安子恒很小，但這不應成為讓姐姐犧牲自己人生的理由。姑媽曾經這麼做了，但她并不幸福；金智英這樣做了，最後發現自己空空的，好像被一面無形的牆困着；如果安然也這麼做，她或許會得到親戚、他人或整個社會的贊美，但最終放棄的卻是自己的人生。
本文為獨家原創内容。作者：重木；編輯：走走；校對：趙琳。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