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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和同事在杭州出差，天氣微涼的四月，陰雨纏綿，一幫人收工後無處可去，隻能就近找了家菜館吃飯談天。席間，一人對着菜肴有感而發：要是穿越，還是以宋朝為佳。因為“炒”這種做法，是宋朝才開始有的。在此之前的菜，都少了三分火候。
...現代人對穿越多有種希冀的成分在，以已知視角去看未知，多了十足的勝算。在曾經南宋的都城懷念宋朝，的确是件應景的事情。隻是要想在宋朝吃到最好的菜肴，非汴梁的白礬樓（樊樓）莫屬。《新刊大宋宣和遺事》中記載：“樊樓上有禦座，徽宗時與李師師宴飲于此。”，《水浒傳》第七回記：“當時兩個上到樊樓内，占個閣兒，喚酒保分付，叫取兩瓶上色好酒，希奇果子案酒。”可見，當時的聚會議事之所，樊樓是首選。而作為當時的地标性建築，樊樓在某種程度上，也象征了宋朝的繁華與興盛。
陳寅恪曾說，“華夏民族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我們稱唐朝為“極樂”，卻從未稱之為“造極之世”，原因很簡單，宋朝兼重理想與現實，兼備大俗與大雅，是最适合生活的朝代。
...曆史書本上描寫的宋朝特點鮮明：積貧積弱。這是一個在政治上經常妥協的朝代，敗給遼國的燕雲十六州、澶淵之盟、靖康之難，就戰績而言，宋朝并不輝煌。賠款是常有的事，議和也是家常便飯，兵變更是此起彼伏。可現實是，宋朝的兵力多達20萬，國家收入豐厚，賠款的數額不到零頭。偃武習文，寒俊崛起，在宋徽宗的帶領下，雖然外有遼國虎視眈眈，内有佞臣當道，宋朝還是生成了一副“造極之世”的皮囊。
北宋時期的汴梁，南宋時期的錢塘，宋朝的都城，以各自的繁華印證了趙宋之世的極盛。如果說唐朝的長安是極樂之都，那宋朝的汴梁即為盛世之城。隔了數百年的距離，與大唐的輝煌交相輝映，重新織就了一個朝代的錦緞。
...汴梁城裡一年四季的雅集和盛會，白礬樓裡燈火通明，瓦舍勾欄彈唱歌舞不息。雅有雅的去處，俗有俗的去處。宋朝為不同層級的人都歸置了精神和物質的雙重空間，更為士人階層堆砌了精神的籬牆。政治生活之外，士人擁有一個相對獨立的生活空間，撫琴、調香、賞花、觀畫、烹茶、飲酒、詩歌和繪畫，即使仕途不如意，他們的精神世界還是富足的。詞人們一邊心念着燕雲十六州，一邊在雅集内灑墨揮毫，豐富的市井生活，為他們的精神呈現提供了現實的場域。
尋常百姓去不了樊樓，那汴梁城裡去除的宵禁帶來了繁華的夜市，四下一尋，還是能覓得上好的吃食。不然，何來的清明上河圖？
之前上映的《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恰是以北宋時期的汴梁為背景，雖然聚焦于宅院内女兒家的紛争，卻也是還原了三分的宋朝。燈火通明的夜市，歌舞升平的勾欄瓦舍，閨閣女兒家的茶香畫茶，每一個宋朝人都将美學意識貫徹到極緻。哪怕生活潦倒，也需要折一枝梅花或者松枝插入盥洗好的白瓷瓶，以盈盈花香替家徒四壁。這就是宋朝人的精緻。
...除生活上的精緻之外，宋朝人在精神上也是精緻的，宋詞的發展便是一大力證。蘇東坡、歐陽修、柳永、李清照、辛棄疾等等，宋朝的精緻土壤為詞人們的文學修養提供了土壤，“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與“楊柳岸、曉風殘月”齊出，西北大漢的狂野和豆蔻女娃的可人同時出現，同時，唱曲者衆，李師師之流嘤嘤婉轉之聲，是連徽宗都要駐足聽上一聽的。宋朝的美學，自徽宗始，由詞人揮毫，再經坊間流轉，傳入尋常千萬人家。
從現在來看，宋朝人依舊是極具美學意識的，什麼陳設搭配什麼插花，什麼宴飲配什麼果子，這是宋朝人的日常。對于我們而言，這是“文藝”或者“小資”；對于他們而言，美學構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是靖康之難過後，這些人的美學骨血也分毫未減。自古繁華的錢塘便是力證。相傳，金國皇帝完顔亮聽到“有三秋桂子，十裡荷花”後，遂起投鞭渡江之志。如果傳聞是真，那這的确是一場由詩意開啟的兵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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