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末,庚子春,荊楚大疫,染者數萬,衆惶恐,舉國防,皆閉戶,道無車舟,萬巷空寂。”

多年之後,人們大概會這樣回憶庚子鼠年的這場國難,或唏噓,或敬佩,或感慨,期間無數不尋常的人,無數感人至深的事,這讓我又想起那部由真實故事改編的電影《我不是藥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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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過,人生就是一場自我救贖,經曆過生命的苦痛,人性的曆練,我們才能找到生命真正的含義。在法與情,利與益面前,每一個選擇都将帶領着我們遁入不同的境地。影片《我不是藥神》秉承着極具真實感的現實主義創作手法,在冷暖色調的交織下講述了烏托邦式的溫暖童話。

在那座城市裡,遠景是雲霧缭繞的東方明珠塔,觀衆可以憑借其輪廓認出這座灰色的建築及其周圍其他的高樓大廈,而近景則是一片有着殘磚破瓦衰敗不堪的老舊平房,這些房子色澤和外形清晰可辨,這一閃而過的鏡頭對比交代出了一個真實而催人深思的世界。其中讓觀衆看到的更多的是真實生命在苦苦尋找生機,為了活着而奮力一搏,這樣的真實刺痛觀衆的神經,平凡的人物也有不平凡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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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販到藥神的自我重建

主人公程勇的角色在設置上呈現出了極大的戲劇沖突。一開始他是一個極其窩囊的男人,開着一家破舊的男性保健品店,經常連房租都交不起,上面的老人身患重病卻因為湊不齊手術費隻能躺在養老院裡,下面的孩子程勇也無法給與良好的教育,同時他還面臨着投奔大款的前妻與她争搶孩子撫養權的窘境。

在這樣一個為錢所困的境遇下,他的店裡來了一個白血病患者,這位患者的到來給他的生活帶來了轉機。患者呂受益是來求他從印度帶治療慢粒白血病的特效仿制特效藥的,起初的程勇是百般不願的,然而“一分錢難倒英雄漢”,他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隻得铤而走險。之後他又結識了一些有同樣需求的人:女兒患有白血病的離異單身母親思慧、自己患病離開老家自生自滅的屠宰場工人彭浩和精通英文的病患劉牧師,程勇在他們的幫助下打開賣藥渠道,大撈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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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影片的最後,他卻成為了一位白掏腰包補差價為白血病患者供藥的制藥廠老闆。程勇本已是小有成就的工廠主,但在親眼看到了老朋友呂受益因沒錢購買正版特效藥,病情惡化隻能在醫院苟延殘喘飽受痛苦後,再次走上販藥之路。而這一次是他自我重建的過程,偉人形象逐漸凸顯,然而他還是沒能來得及幫助呂受益。也許也正是因為這樣,他更加堅定了自己的心,一定要幫助這些可憐的患者,于是在印度售賣仿制藥形勢也不好的情況下,他選擇自掏腰包來為患者們買藥。

情與法的矛盾是很難調和的,程勇買賣仿制藥固然是想幫助病人們,但這就是違法的行為,所以最終還是被繩之於法。在他入獄的路上,他在人海中看到了死去的黃毛和呂受益,這一鏡頭表現出了程勇的心安和救贖的完成。在羁押的途中,衆人紛紛前來送别他們尊稱為“藥神”的程勇。

程勇由牟利藥販到舍利“藥神”,人物形象前後的巨大反差引起了大衆情感的跳躍共鳴。這其間展現了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展現了人奸詐、白私的嘴臉,但令人生厭的背後也透露出了平凡人身處困境時的無奈與人性的卑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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掙紮到麻木途中的步步泣血

呂受益這個角色一出現便給了我一定的視覺沖擊,他的身體無比瘦弱,面色蠟黃看起來毫無生氣。他最先找到程勇并求他幫助購買印度仿制藥,買賣仿制藥這個點子若是能成功,便會給生活窘迫的程勇帶來了一定的商機,同時也會為他自己帶來生機。正版的特效藥可以有效地抑制患者慢粒白血病的發展,但37000元一瓶的價格對于普通老百姓來說實在是天價,吃藥治病就相當于傾家蕩産。而仿制的特效藥和正版藥有着一樣的效果,價格卻隻是正版藥的二十分之一,所以仿制藥是絕大多數患者的唯一選擇。

伴随呂受益一同出場多次的還有他手裡的橘子,這其實也是一種隐喻,橘子中含有一定的維生素C,這對于白血病人的身體來說是有好處的,然而橘子中微量的維C并未與呂受益強烈的求生欲達成和解。在程勇中間那段不買賣仿制藥的時間裡,呂受益因為沒錢買藥病情加重住進了醫院,接受傳統治療。

呂受益的妻子在走投無路之時隻得再次去找了程勇,程勇在一番掙紮過後,還是去了醫院看望老朋友。這期間正好趕上呂受益要清創治療,程勇和呂受益的妻子隻得在病房外等待,伴随着病房裡因疼痛發出的慘叫,程勇不時地看向病房像是熱鍋上的螞蟻,而呂受益的妻子卻隻是坐在椅子上面色麻木。這樣一種強烈的對比直擊人心,由此可見呂受益和妻子每天在生活的泥潭裡紮掙,已經對生活感到麻木而絕望了。

這其實也是一種轉變,最初的呂受益想盡各種辦法來為自己生命的延續做努力,而現在他已隻能在病床上絕望地等待死亡來臨,甚至做出了自殺的過激舉動。是他自己想放棄了嗎?不,這都是生活所迫,就像影片中的一句台詞,“窮,才是最大的病”。無數的普通人在面臨絕境時都奮力掙紮,可現實就像是一座大山,活生生地将人壓垮,在夾縫中生存的人步步泣血,可最終還是沒有一點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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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無望,人人冷漠

影片中,慢粒白血病人出現時他們大多時候都是戴着口罩的,因為他們在患病之後身體的抵抗力變得很差,他們需要口罩幫他們隔開空氣中的細菌。

其實,這口罩也是一個符号,它象征了懷疑與隔膜。病人們最初與程勇見面時每個人戴着口罩,隻不過在仿制藥的誘惑和程勇大爺似的逼迫下,他們才帶着不安與懷疑摘下口罩;呂受益離世後病友們又是全部帶着口罩,對程勇的到來視而不見非常冷漠;最後程勇因幫病人買藥入獄時,他們都前來送别并紛紛摘下口罩來緻敬。這樣的對比讓人深刻感知到應去維系道德意識和觀念。

呂受益離世後他們對程勇的視而不見其實有着一定道德綁架的意味,在他們看來,是因為程勇沒有再幫他們買仿制藥,才導緻了呂受益死亡以及他們自己沒錢買藥的情況,而事實上,程勇并沒有這樣的義務。最後在送程勇入獄時他們又摘下了口罩,此時簡單的動作代表着最真切的信任,在病人心目中,法律沒能保護他們,可程勇卻真真切切地挽救了他們的生命,他們相信程勇就是藥神,這也凸現了我國的醫療保障制度還有很多不完善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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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在這場悲喜劇中,誰是真正的反派呢?是瑞士醫藥代表嗎?在看完影片後,可能很多人都會罵他幾句,但他錯在哪裡?片中的正版格列甯藥物是由瑞士藥品公司進行定價的,40000元一盒的天價并不是醫藥代表決定的,他作為公司的在華代表維護公司利益是他應盡的責任。那麼是醫藥公司錯了嗎?他們把價格定得太高了!的确,特效藥的價格是很多人負擔不起的,然而一款新型藥物研發周期長、投入高、成功率還低,需要無數的人為之付出心血,藥企的一款藥物能夠順利上市是非常不易的,如果沒有高的定價,那麼公司如何收回成本并賺錢呢?況且沒有利潤也很有可能會打擊醫藥公司研究新型藥物的積極性。所以無論是醫藥代表還是醫藥公司,都不是真正的反派,或者說,根本就沒有反派,這是社會發展進程中必然的一環,我們隻能期待社會各種制度逐步完善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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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勇入獄的三年後裡,我國的醫療保障制度提高,格列甯被納入醫保,普通百姓們也能買得起正版藥了,此時的程勇便不再是藥神了。也因此,在程勇出獄之時,隻有曹斌這個他曾經的小舅子一人來接他,那些曾把程勇看作藥神的病人,在城市的各個角落裡過着自己幸福的日子。這場現實的悲喜劇讓人看着看着就哭了,但還好,走出監獄的大門,門外道路兩旁郁郁蔥蔥的綠樹依舊溫暖人心。我相信,迎接程勇的一定是充滿生機的嶄新未來,我也相信,這樣的生活最終會對我們每一個人都張開懷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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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藥神》上映後激起了觀衆熱烈的讨論,有人認為它是國産電影之光,還有人說“韓國人敢拍的電影我們終于也敢拍了”。從人們的讨論中我們就可看出,國人對于現實題材的作品有着強烈的饑渴感。

從電影《盲山》對拐賣女大學生的關注,《親愛的》對拐賣兒童群體的關注,《嘉年華》對性侵女孩兒的關注等便可看出,越來越多的電影人和觀衆在關注着我們所生活的社會,我也相信之後會有越來越多的現實題材作品出世,起到文藝作品應有的作用。

本片上映後引起了強烈反響,國家醫療保障局就啟動了新一輪的抗癌藥醫保準入專項談判工作,44個目錄外獨家抗癌藥經過專家評審和投票遴選,并征得企業意願,最終17個藥品獲得談判成功被納入了醫保範圍。與平均零售價相比,這17種抗癌藥平均價格降幅達56.7%,大部分進口藥談判後的支付标準也低于周邊國家或地區市場價格,平均降低36%。這對于那些需要抗癌藥來救命的患者,減少了很大的負擔。能有這樣的影響,也是影片的一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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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藥神》讓人在婆娑的淚眼中看到了一個真實的世界,它打破了電影現實主義的困境,實現了商業電影和現實主義題材的巧妙融合。影片通過刻畫衆生皆苦的困頓再加入黑色幽默元素,塑造了一位“已識乾坤大,猶憐草木青”的市井英雄。在關注當下現實的同時,激發起了社會民衆參與醫療改革的欲望并由此推動上層建築的浩然之氣,喚起了文化自覺和文化自省,在娛樂至死和文化失覺的夏天發出了一聲蟬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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