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电了。

四个老人来到院子里,开始玩过家家的游戏。

一个,穿上了妇女的纱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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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用手调动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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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打开手机的照明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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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坐在了椅子上,一脸肃穆。

喊出一句“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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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玩一个叫拍电影的游戏。

没有预算,没有器材,没有场地。

只有自导自演,自娱自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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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实在受不了“女演员”做作的表演。

导演喊了“cut”,和他拥抱在一起,大家玩笑着结束了“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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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稽吧。

你听见他们的笑声。

却看不见他们暗中滴落的眼泪。

如果没有电影,世界将会怎样?

《与树对谈》

Talking About T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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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去年柏林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

国别,苏丹。

因为饱受战乱而被联合国认定为“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与“最不安定的国家”。

经济凋敝,社会动荡。

在这里,还有几个被流放出梦想之地的电影难民。

马纳尔、苏莱曼、易卜拉欣、阿尔塔耶布。

他们在70-80年代战乱前留学海外,学习电影艺术,学成后归国准备要投身电影事业,拍出自己民族的故事。

然而当他们回到故土。

却发现所有宏伟的愿望,都如陆上行舟,与树对谈。

北岛写过:“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苏莱曼依然珍藏着一张照片。

那是他70年代在莫斯科留学时,慷慨激昂的样子。

那时他是有梦的,关于电影,关于革命,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大联合。

但40年后,他仅有的就是这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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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树对谈》说的正是一个梦想破碎后,要如何与碎片玩耍,相伴余生的故事。

他打电话到曾经的学校。

想询问他毕业作品《非洲,丛林,鼓和革命》是否还能找到下落,是否能够给他寄一份拷贝过来。

那对他很重要,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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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能找到吗?

时过境迁,沧海桑田,苏联变成了俄罗斯联邦。

要如何打捞起那份陈年档案,况且还是难以保存的电影胶片。

时间蹉跎了人生。

就连一个国家的命运也不在话下——

政变,清洗,逮捕,流亡,屠杀。

没有人能说清这些年来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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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电影。

就是倾巢之下的一颗卵。

纪录片里,电台采访时,关于苏丹电影,沙达迪说了一句话:

(苏丹)电影不是自然消逝的,是突然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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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一穷二白的开创,给曾经有过发展,但被扼杀的苏丹电影重新播种,才显得更有意义。

对于不为人知,且已经死亡的苏丹电影事业来说,除了这几个垂垂老矣的电影人,它还剩下什么?

纪录片也给了很多细节。

被收藏起来,遍布灰尘的拍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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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庞大,但保存条件堪忧的电影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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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沦为垃圾场的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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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藏在老人们夜晚闲聊中,文艺工作者被清洗、迫害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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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已经如此暗淡。

但这群老电影艺术家们,仍然打算重振电影事业。

在门可罗雀的电影院门口挂出横幅——

“电影革命就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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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哪来呢?

别说电影,就连电都不一定有。

比如开头,停电一停就是四天,在修复名单上都排到了175号。

易卜拉欣叹息说:

没有人抱怨停电,人们已经习惯逆来顺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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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战乱的结果,人民早已经失去了对生活的愤怒。

只剩下麻木地活着。

但没办法,事情还是要做。

易卜拉欣他们,决定先做电影下乡,开着废旧面包车,去乡下放电影。

一台笔记本,一个投影仪,一块幕布,一个大院子。

就能让村子里的小孩们高兴一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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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注意到,幕布上的电影是卓别林的《摩登时代》。

放在今天,过去了八十多年的文化产品,依旧有着打动人心的能力。

电影的魅力,就藏在细微之间。

但,电影很伟大,现实很骨感。

纪录片里,去乡下放完电影的易卜拉欣他们。

车坏了,只能推着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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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纪大了,电影事业靠两只脚,可能事业没起色,命先没了。

于是他们又盯上了一家露天剧院。

露天的阶梯广场,破旧的舞台,以及被垃圾填充的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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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是破了点,但好歹可以容纳很多人,而且不用开车下乡。

可剧院老板怕事,不同意。

易卜拉欣他们费尽心思,才租下了使用权。

但,困难才刚刚开始。

纪录片在这里设置了一个对比:

一边是只剩空椅和骆驼的电影院,一边是人声鼎沸的街头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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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摸清楚潜在观众们的喜好,老人们打印了调查问卷,去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做调查。

可这里贫瘠的识字率让人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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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法获得有效的反馈。

相对于人人能够参加的体育运动,有门槛还要花钱的电影院,显然缺乏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

一个无法自负盈亏的电影事业,是老头们无法承担的。

更困难的,还有生活习惯。

纪录片里给了一个场景。

易卜拉欣好不容易,把电影院开了起来,观众落座。

他有点兴奋,有点感慨,正在舞台前激情地说着电影事业的重要性,为播放的电影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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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下一秒,远处传来清真寺的钟声,做礼拜的时候到了。

观众们纷纷朝向清真寺,而沙达迪,没有人再听他讲话,孤单地站在台上,像一个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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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被宗教深刻影响的社会,电影院的作息必须服从各种宗教活动。

但,这也没有打倒老头们。

可就在他们调整作息,挑选适合年轻人的作品,比如《被解放的姜戈》,做好了所有宣传和舆论攻势,再度朝着重振电影梦进军的时候。

消息传来,按照法律去申请的电影放映许可证。

被当局拒绝。

彻底梦碎。

没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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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

暴力?

色情?

还是因为政治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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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全都是被禁止的原因。

甚至还包括——

这么大的场所,你想把民众聚集起来干什么,造反吗?

电影是关于梦想,关于表达的。

但如果一个地方的权威害怕人们的梦想和表达。

那么电影只能成为难民。

成为漂泊无依的亡魂。

在一封青年时代的通信中,马纳尔不经意写出了未来的判词——

“你知道的,老年大象会独自离群,去到无人知晓的远方,平静地等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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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片名。

与树对谈,是什么意思?

源自他们在晚上闲聊时的一句话:

“谈论树差不多就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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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树当然是一种犯罪。

因为你指着桑,可能就是在骂着槐。

在一个不正常的国家里,一群理想主义者为了一丁点有意义的事情,碰得头破血流。

愚公移山的老头们,愚昧无知的大众,动荡的社会体制,共同构建了这份荒唐的人间百态。

纪录片里,苏丹电影俱乐部的老头们在夜晚各种回忆往事和闲聊。

谈论着政府对电影人的迫害,谈论着一个好时光的突然死亡。

充满着唏嘘和遗憾。

但,Sir注意到一个细节。

即便是面临终将到来的失败,他们也一直保持着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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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局的伎俩,都是嘲讽。

是因为在镜头前吗?

恐怕不是。

这是经历了大哭大难之后依旧保持热爱。

他们的生活贫瘠得失去了梦想。

也贫瘠得只剩下了梦想。

在电影院计划失败之后。

沙达迪们并没有气馁。

电影给了一个镜头。

在下乡的路上,车坏了,一群老头们继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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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看到这一幕,每个爱电影的人都会瞬间泪目。

这种理想主义,才是真正能够动人的地方。

老人们努力的意义,借用鲁迅《藤野先生》一句名言,大而言之是为了苏丹电影,苏丹人民能够有自己的民族文化振兴。

小而言之。

只是为了与树对谈。

对它们说——

看。

在这个没有电影的地方。

还有一群爱着电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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