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凍結的希望》：重塑生命的權利
...在美國雅阿裡桑拿州的一座人體冷凍研究所的液氮罐裡，300多具封在零下196度的溫度中存放，從物理上來說他們已經死亡，但仍存在微乎其微的蘇醒幾率。一對泰國夫婦的愛女愛因茲存放在此，等待重生。2014年，年僅2歲的愛因茲被診斷為腦癌，一年後去世，成為目前世上年齡最小的人體冷凍者。
這是9月15日在B站獨播，Netflix 海外同步上線的紀錄片《凍結的希望》的内容，泰國攝影記者Pailin Wedel于2015年開始跟拍這個家庭，4年後影片完成。2019年在Hot Docs加拿大紀錄片電影節首映，并獲得最佳國際紀錄片獎，有望參與明年的奧斯卡最佳紀錄片選拔。
...人體冷凍技術即把人體置于極低溫的環境下保存，等待未來通過更先進的醫療科技使他們複活。從第一個死亡後身體被凍存的人詹姆斯·海勒姆·貝德福德算起，這項技術存在至今已有53年，但是仍沒有人在冷藏後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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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薩哈.托恩一家前往人體冷凍研究所，當他們得知愛因茲的身體所在的液氮罐時，跪着拿出女兒生前最愛的白色裙子，靜默地閉上眼睛。不過掀開這個溫馨場景的一角，還是會看到影影綽綽的質疑和讨論。
不知彼刻的愛因茲家人是否在默默地祈求着佛陀的保佑，但是當他們的行為被泰國媒體報道後，掀起了喧嘩的争議。泰國是佛教之國，講究生老病死，因果輪回，這些都是不可控的自然旨意。通過科學技術延續生命的做法，被大多數泰國人視為是在對自然規則挑戰，違背了神的旨意，是渎神的行為。影片并沒有回避這一沖突，而是将這家人的困境如實地展現出來。在連篇累牍的報道和電視采訪中，愛因茲的父母表情木然，當攝影機推上去，我們能感受到他們所承受的壓力。
...其實放眼世界，人體冷凍技術的争議一直存在。多數人認為人體冷凍、克隆動物等都是技術狂熱造成人類瘋狂的一個切口。他們懷疑對死亡的否定是否意味着命運改寫、倫理困境等一系列問題，是否人類會淹沒在技術狂熱和商業追逐中。人類學博士鐘玉玲認為争議的根本在于傳統文化和現代醫學對身體的認識。“在傳統文化中人的命運與自然存在一一對應的關系。而理性主義的現代醫學卻把身體的象征意義完全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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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着同樣的疑問，Pailin Wedel走進這個家庭。“在此之前，我帶着某種既定的想法，猜測他們可能并不清楚人體冷凍技術的真相是什麼，他們是否在跟潮流”。但是在通過長時間的接觸與了解後，Pailin Wedel發現在這家人驚世駭俗的舉動背後，有着人類最普遍的情感。
在冰冷的人體冷凍技術背後，這個故事有一個溫暖的底色。每個人都有哀悼死者的方式，有人選擇遺忘，有人選擇記住，而人體冷凍技術就是這個泰國家庭選擇的方式，一種與命運抗争的方式。
...薩哈.托恩和妻子納雷拉特皆為醫療工程博士，他們對自己的工作有深刻的認知。在影片開頭，薩哈.托恩自述幼年時期，曾經通過冷凍的方法解救了數條瀕臨死亡的金魚。這段童年的經曆刻在他的一生中，所以在愛女即将死亡的殘酷事實面前，作為醫學博士的他很自然地選擇了人體冷凍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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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較情感克制的父親，愛因茲的母親納雷拉特則常常眼中常含淚水。她面對着鏡頭講述，想念女兒時便會擁抱那件小小的白色連衣裙時，鏡頭記錄了她的情緒一步步走向崩潰的過程，這個場景充滿着絕望。這段之所以感動是因為這種絕望是每個人的，一種全人類都能理解的，對親人死亡的絕望。我們在那樣的時刻是純粹的被動的存在物，面對這一切無能為力。
...但人體冷凍技術或許是無望中那一點點星光。所以，在這樣的時刻，我們才會更加理解這個家庭為何要“違逆”宗教與倫理，去做這樣一件事。“即使有人做出的決定與你的想法不同 也存在一種理解的方式 這就是這部電影存在的意義 ”，導演Pailin Wedel如是說。愛因茲的父親薩哈.托恩也認為《凍結的希望》帶來的或許是人們認知範疇的拓寬，“隻有大家公開讨論，對話交流，才能促進社會進步。”
...愛因茲的哥哥馬特裡克斯是一個令人悲傷的角色。在妹妹愛因茲被人體冷凍後，出于對妹妹的愛與思念，他主動學習相關領域的科學研究。令人吃驚的是，在影片後半段馬特裡克斯剃光了頭發，主動前往寺院與老和尚待上兩個星期。“實際上我們的心靈都病了，但我們情願沉浸在悲痛之中，這樣才能感覺她永遠活在我們的心裡”。
一年後，馬特裡克斯前往拜訪美國一位人體冷凍研究所的專家。目前妹妹複活的幾率隻有0.1%，“也許在有生之年，父親看不到妹妹複活了”，這句話是他此行的重要原因，也是心理的一個重要支點。這根希望之棒正在通過這樣的形式，悄然從父親傳到馬特裡克斯手中。
...Pailin Wedel是一名新人女導演，在拍攝這部紀錄片之前曾作為攝影記者為《美國國家地理》、《紐約時報》等媒體拍攝報道東南亞時事。相對于男性導演來說，女性導演在面對被拍攝者時，往往更少侵略性，這樣有助于對方減少心理的壁壘。人如其片，從Pailin Wedel的鏡頭中，你會感覺到一種深切的熱愛和體諒他人的願望。Pailin Wedel一直在嘗試着做到一種微妙的平衡——對事件本身最事無巨細的描繪和對這家人最小程度的二次傷害。在為影片籌集拍攝資金時，她堅持拒絕那些社會激進派基金會的支持“這是一部與人權、社會變革無關的電影，它關乎于人類，關于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有意思的是，《凍結的希望》在各國放映時，幾乎觀衆好奇的問題都圍繞着科學、宗教、死亡，正是這些對生命的追問，連接着我們彼此，連接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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