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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為家》在國内的票房成績遠遠超過了它的同類電影們。截止5月12日晚間,其票房已經達到2.8億元,在《複仇者聯盟4》熱潮的夾縫中生存,這樣的票房已經遠遠超過了行業内對它的預期了。

戛納、奧斯卡的藝術電影們通常很難被國内觀影群體所接受。《何以為家》之所以能夠取得目前的成績,最大的原因或許就是它所叙述的故事成功激起了國内觀衆的情感共鳴——

所謂帶着紙巾去看電影,帶有悲劇情感的電影關口命門在于所表達的情緒能有多少人理解、共情,而《何以為家》顫動的情緒是超越了地域和語言的。

這部電影的原名是《迦百農》,是聖經新約裡的一個地名,故事則發生在黎巴嫩,角色則都是貧民區的難民,從背景環境來說是國内觀衆所陌生的,但這個以小男孩贊恩的視角所展現的世界,顯然暗藏了一些人類共通的情緒力量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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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充滿了悲劇。但與直觀感受相悖、又一般悲劇不同的是,人性善惡在這個故事中占的比重其實相當低——我們很難從這個故事中找出一個堪為“反派”的常規角色,最大的“反派”,無疑是貧窮、無知、盲目,更深一層則是那個社會本身。

贊恩無疑經曆了一個充滿了痛苦的童年。他離家出走,試圖将整個世界扛在自己的小肩膀之上,最終無疑是落敗得一塌糊塗。但說起來,“反派”是他要起訴的父母嗎?是買小孩、辦假身份的蘇阿德嗎?是娶了他年幼姐姐的店主嗎?都是,好像但又都不是。

苦難,我們往往歸罪于它是由可見的某個人帶來的災難。但這實際上是一種表層的、客觀社會反射出來的結果:是什麼讓贊恩的父母瘋狂生育,将自己的12歲的女兒嫁給别人?是什麼讓難民不得不背井離鄉來到這個國家?是什麼讓一個十二歲孩童拖着一個嬰兒在街上流浪無人問津?我們可以歸罪于父母的無知愚蠢,歸罪于路人的麻木不仁,但最終,還是要歸罪給社會本身——

人的所知、常識,是被社會常态所捏造的橡皮泥。當整個社會都認為多生孩子可以添補家用,認為将十幾歲的女孩嫁出去是常規做法,滿大街的混亂是社會常态,那麼這個社會中的父母就會永遠無知、盲目、在生存線上掙紮;那麼就會有無數個贊恩生于斯,長于斯,早熟的他們也曾試圖改變自己和家人的命運,可年幼的善意和情感被現實世界一擊即碎,他們最後發出的責問就将是:

你們為什麼在這樣的世界裡,将我生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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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發問是巨大且無解的悲哀。在贊恩的同齡人們穿着幹淨精緻的衣服上學、去遊樂場、牽着父母的手時,贊恩卻不得不獨自一人去面對一個蕪雜無序的成人世界。他隻能不由自主地去适應這個世界——因此,電影中的贊恩越是少年老成,越是“懂事”,就越是令人心疼不已。

這種感覺很容易讓人想起國内那些十幾歲孩子獨自照顧重病家人的新聞,不同程度的人生,但卻是同樣的“懂事”孩子,同樣的苦難。

顯然,這越加讓影廳裡的觀衆們感受到生兒育女的不易。現代社會的發展其實連接了一切,也無意識中掩蓋了許多東西——光鮮城市背後,占人群更多的是“沉默的大多數”,但媒體所注目的、我們所接觸到的信息裡,卻很少有他們的生活。

在中篇小說《北京折疊》中,作家郝景芳描繪了一個從物理空間上等級分層的社會。其實仔細一想,世界一直處于“折疊”之中,不隻是一城、一國,更是世界本身的分層——

我們呼吸的空氣、腳踏的土地,對《何以為家》的贊恩們來說,又何嘗不是天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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