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菲因與卡羅爾:反叛缪斯DelphineetCarole,insoumuses(2019) 反叛缪斯:黛芬與凱洛(台)/女性會面/DelphineandCarole
德菲因與卡羅爾:反叛缪斯DelphineetCarole,insoumuses(2019)的劇情介紹
女演員德爾芬·塞裡格和錄像藝術家卡羅爾·羅索普洛斯的會面将我們帶到20世紀70年代女權主義的中心。她們手中拿着攝像機,用傲慢、不妥協和幽默進行激進的鬥争。
德菲因與卡羅爾:反叛缪斯DelphineetCarole,insoumuses(2019)的影評
女性是一種處境
男性無法為女性發言,同樣一個女性也無法為女性集體發言。從電影誕生一百多年以來,銀幕上的女性形象都處于服務于男性觀衆的工具,或是襯托男性主角的客體,很多的女性角色都來自于創作者的想象。因此,我們需要女性創作者,需要在女性的視角下表達, ...
從《德菲因與卡羅爾:反叛缪斯》看法國70年代女權運動
引言19世紀下半葉起,法國女性就持續地進行着有組織的鬥争。20世紀六七十年代,婦女解放運動席卷西方,這一場運動在法國開始于1970年,人們常常把這次運動稱作新女權運動。《德菲因與卡羅爾:反叛缪斯》(以下簡稱《德》)以女演員德菲因·塞 ...
女人一路走來,要持續鬥争,不要絆倒在小坑小窪上。女生就該打拳,像張偉麗那樣,打出個新世界!
非常有魅力的電影人。女性主義一定要不斷回望曆史,因為我們仍處于同一個時态裡。”你認為女性主義關鍵在于什麼?-首先要和其他女性溝通,要先傾聽她們,之後再表達自我。” 看見老年波伏娃和杜拉斯,還挺驚喜。
50年之後,她們仍然前衛……
索尼的手持攝影機剛剛進入法國,卡羅爾買的第二台,僅僅比第一個買入的戈達爾晚了兩周,大家滿懷希望的認為在這個新的媒介領域女性可以占有一席之地。但是,看看數十年後的現在,令人唏噓。
德菲因:“人們害怕女性發聲,害怕她們表達自己的想法,女性也鮮有說出自己想法的機會。一旦她們發聲,人們就會害怕,因為他們不習慣,覺得這些女人缺乏女性氣質,不算真正的女人。人們忌憚強大的女性。” 作為女權主義的積極倡導者,德菲因的事業也受到了一定的影響,比如某制片人拒絕參與德菲因參演影片的制片工作。卡羅爾講到這段往事的時候說“這些事情放在今天可能很難理解,但得考慮七十年代的大環境”。到了2020年,選角導演Olivier Carbone針對哈内爾在凱撒獎的抗議行為揚言其職業生涯将活該走向末路。
單從手法上看,這甚至都不是一部合格的紀錄片,其實隻是舊時的記錄影像和塞裡格出演和導演的電影片段的拼貼作品。但它最大的價值,是使影迷們可以窺探德菲因·塞裡格在銀幕後的本色。“法國影壇懼怕德菲因”、“投資人拒絕為德菲因主演的作品投資”、“伊夫·蒙當表示終身不與德菲因合作”……這位偉大的藝術家,真正的女權主義鬥士,在六七十年代藝術領域與社會領域上為平權做出卓越貢獻的同時,也遭受着各種各樣的非議與厭惡。但這也促成了她後期與阿克曼、杜拉斯、奧廷格等女性導演的合作。她的靈魂,有趣而偉大。
女性因為争取平等權利被男性污蔑、被女性污蔑、丢掉工作甚至失去自由的曆史,五十年一百年來沒有變過(甚至特呂弗也說不知該如何寫女性角色了,伊夫蒙當也拒絕與她合作),當年先鋒前衛的她們,如今依然先鋒前衛,世界落後太遠。《讓娜·迪爾曼》讓德菲因來扮演家庭主婦,是為了讓男性觀衆來關注這個被他們日常在家中完全忽視的角色;德菲因去參與、拍攝記錄通常女演員不會做的女權活動,引得更廣泛的關注。這些事實本身就很讓人沮喪。法國的第一台索尼手持攝像機是被戈達爾買走的,第二台是被卡羅爾買走的。攝像機給了她們表達的窗口,去争取一個尚未被男性統治的領域裡平等的角色。可如今卡羅爾已經離世,戈達爾還在開拓,她們收藏的記錄女性影像的膠片已經破碎消失,而電影、視頻、整個世界依然一邊倒向男性。
在裡昂的大教堂裡拍攝性工作者,談話内容被即時傳送到教堂外的電視屏幕上公放;用抑揚頓挫的語調朗讀《人渣宣言 (SCUM Manifesto) 》,打字機敲打翻錄,同時電視機裡新聞實況播放着英國女性遊行抗議戰争的畫面和口号,現實事件之間這種巧妙的互文讓人心潮澎湃;杜拉斯說邊緣化即是女性導演在電影行業中的一種姿态甚至是政治立場,因為一旦資本介入,電影生産立刻就變成了政治的産物;對彼時法國女性事務部長Françoise Giroud談話節目中的驚人厭女言論所做的錄像小短文,諷刺在阿谀權勢和女性自主之間搖擺不定的黨謀。Vidéo作為一種媒介、一種主體曾經在法國20世紀後半葉的平權主義浪潮中起到很大作用吧!有機會要去好好看一看躺在Centre audiovisuel Simone de Beauvoir裡面的那些曆史檔案們,因首要任務是傾聽我的姐妹同胞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