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越瘋人院

梭羅說：“在野性裡蘊藏着世界的救贖”，這讓我想起了《飛越瘋人院》裡的酋長。小說中，酋長作為叙述者，有着冷靜的思考和觀察能力，甚至他所占的比重不亞于麥克墨菲（McMurphy）。而在電影中，他有近一半的時間都在扮演一個有些呆滞的背景。

作為一個“正在消失的印第安人”，一個聯合機構下的犧牲品，一個被簡化和異化的機器，一個創傷不斷加深的人，一個某種意義上的成功者，他和麥克墨菲都扮演着“雜耍者”的角色：一方面他們試圖愚弄别人，另一方面卻不自覺地愚弄自己。較之麥克墨菲，酋長更加清醒。他意識到麥克墨菲不過是被他人利用的棋子，而那些癱瘓在病床上失去意識的廢人，不過是麥克墨菲的前輩罷了。

麥克墨菲把憤怒和仇恨都集中在大護士身上，酋長卻明白：“真正的惡棍，不僅僅是大護士一個人，而是整個聯合機構……而大護士不過是他們的一個高級職員”。大護士的惡，不是單純的“個人的惡”（individual evil）,而是“體制的惡”(institutional evil)。作為前軍隊護士，作為這個權利機構中的一個環節、一個零部件，她不帶任何感情色彩地工作，隻是履行着自己的職責。如果說酋長是被簡化、異化的機器，大護士同樣如此。透過酋長的眼睛，讀者審視着大護士毫無女性特征的包：“沒有粉盒，口紅或是其他女性用品”，有的不過是“塞滿了許許多多今天她準備履行職責時使用的零部件”。

書名用杜鵑窩（Cuckoo's Nest）而沒有用“精神病醫院”(Mental Institution)。一方面，這這不僅僅是一個“被棄者”（deserter）被迫成“暴君”（tyrant）的故事。另一方面，這個取自搖籃曲的名字，也是一個被催眠和拒絕被催眠的故事。“囚禁”在其中的人們被貼上了患病的标簽，被要求服下不是為了治療，而是為了上瘾的藥物，在語言和藥物的催眠中消解自由意志：“鎮壓，用鎮靜劑把我們都消滅”。清醒和瘋癫的對立，歸根結底是自由和不自由的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