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德珩：吳總監，請神容易送神難，我們十分清楚，我等學生在這裡多被拘留一天，對國民就多刺激一天，倘若我等三十二人皆被爾等所殺，可以驚醒全中國四萬萬的人民，我們不走，我們要把你這個牢底坐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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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五四遊行示威的學生，被警察署拘留，經過蔡元培的多方奔走，政府終于同意釋放他們。沒想到，學生們卻不願意走，學生代表許德珩激憤地說了上面一番話。

這讓我想起了譚嗣同英勇就義前的那句：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有之，請自嗣同始！

五四學生們，和當年的譚嗣同一樣，都抱着一種“以死喚醒民心”的決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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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會說，為什麼那個時代的青年，都那麼有理想，有抱負，有愛國心，有責任心？能夠“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能夠“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 ”

其實，從20世紀初期開始，中國學生就比西方民主國家的學生更具有活躍的政治和社會意識。

一方面，基于當時的社會現實：中國屢次被從前視為蠻夷和低下的外國人打敗，腐敗和分裂的政府，長期的内戰和落後崩潰的經濟等……

另一方面，老師對青年們呢的教導，就是将來你們要成為國家的救星和希望。

所以，無論任何有損國家和文化自尊心的事，都會使中國學生比其他群體更加敏感。

并且，學生們作為能識字的少數人，他們也意識到自己在公共事務上的特殊地位，于是救中國的使命，落在他們肩上也是理所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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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也樂于參與公共事務和嘗試政治改革，如羅素所說：

他們變成了改革家、革命家，而不是變成犬儒主義者。改革家和革命家的快樂，全靠公共事務的進行。甚至即将被處死刑時，他們還可能比滿意舒适的犬儒主義者，要感到更真實的快樂。

所以，他們能夠在面臨死亡威脅時，依舊“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