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電了。

四個老人來到院子裡,開始玩過家家的遊戲。

一個,穿上了婦女的紗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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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用手調動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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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打開手機的照明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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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個,坐在了椅子上,一臉肅穆。

喊出一句“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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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玩一個叫拍電影的遊戲。

沒有預算,沒有器材,沒有場地。

隻有自導自演,自娛自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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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實在受不了“女演員”做作的表演。

導演喊了“cut”,和他擁抱在一起,大家玩笑着結束了“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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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稽吧。

你聽見他們的笑聲。

卻看不見他們暗中滴落的眼淚。

如果沒有電影,世界将會怎樣?

《與樹對談》

Talking About T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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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去年柏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

國别,蘇丹。

因為飽受戰亂而被聯合國認定為“全世界最不發達的國家”,與“最不安定的國家”。

經濟凋敝,社會動蕩。

在這裡,還有幾個被流放出夢想之地的電影難民。

馬納爾、蘇萊曼、易蔔拉欣、阿爾塔耶布。

他們在70-80年代戰亂前留學海外,學習電影藝術,學成後歸國準備要投身電影事業,拍出自己民族的故事。

然而當他們回到故土。

卻發現所有宏偉的願望,都如陸上行舟,與樹對談。

北島寫過:“那時我們有夢,關于文學,關于愛情,關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們深夜飲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夢破碎的聲音。”

蘇萊曼依然珍藏着一張照片。

那是他70年代在莫斯科留學時,慷慨激昂的樣子。

那時他是有夢的,關于電影,關于革命,關于全世界無産階級的大聯合。

但40年後,他僅有的就是這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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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樹對談》說的正是一個夢想破碎後,要如何與碎片玩耍,相伴餘生的故事。

他打電話到曾經的學校。

想詢問他畢業作品《非洲,叢林,鼓和革命》是否還能找到下落,是否能夠給他寄一份拷貝過來。

那對他很重要,意義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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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還能找到嗎?

時過境遷,滄海桑田,蘇聯變成了俄羅斯聯邦。

要如何打撈起那份陳年檔案,況且還是難以保存的電影膠片。

時間蹉跎了人生。

就連一個國家的命運也不在話下——

政變,清洗,逮捕,流亡,屠殺。

沒有人能說清這些年來國家究竟發生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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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電影。

就是傾巢之下的一顆卵。

紀錄片裡,電台采訪時,關于蘇丹電影,沙達迪說了一句話:

(蘇丹)電影不是自然消逝的,是突然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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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一窮二白的開創,給曾經有過發展,但被扼殺的蘇丹電影重新播種,才顯得更有意義。

對于不為人知,且已經死亡的蘇丹電影事業來說,除了這幾個垂垂老矣的電影人,它還剩下什麼?

紀錄片也給了很多細節。

被收藏起來,遍布灰塵的拍攝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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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龐大,但保存條件堪憂的電影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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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淪為垃圾場的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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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藏在老人們夜晚閑聊中,文藝工作者被清洗、迫害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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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已經如此暗淡。

但這群老電影藝術家們,仍然打算重振電影事業。

在門可羅雀的電影院門口挂出橫幅——

“電影革命就要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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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哪來呢?

别說電影,就連電都不一定有。

比如開頭,停電一停就是四天,在修複名單上都排到了175号。

易蔔拉欣歎息說:

沒有人抱怨停電,人們已經習慣逆來順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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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戰亂的結果,人民早已經失去了對生活的憤怒。

隻剩下麻木地活着。

但沒辦法,事情還是要做。

易蔔拉欣他們,決定先做電影下鄉,開着廢舊面包車,去鄉下放電影。

一台筆記本,一個投影儀,一塊幕布,一個大院子。

就能讓村子裡的小孩們高興一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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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注意到,幕布上的電影是卓别林的《摩登時代》。

放在今天,過去了八十多年的文化産品,依舊有着打動人心的能力。

電影的魅力,就藏在細微之間。

但,電影很偉大,現實很骨感。

紀錄片裡,去鄉下放完電影的易蔔拉欣他們。

車壞了,隻能推着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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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紀大了,電影事業靠兩隻腳,可能事業沒起色,命先沒了。

于是他們又盯上了一家露天劇院。

露天的階梯廣場,破舊的舞台,以及被垃圾填充的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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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是破了點,但好歹可以容納很多人,而且不用開車下鄉。

可劇院老闆怕事,不同意。

易蔔拉欣他們費盡心思,才租下了使用權。

但,困難才剛剛開始。

紀錄片在這裡設置了一個對比:

一邊是隻剩空椅和駱駝的電影院,一邊是人聲鼎沸的街頭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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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摸清楚潛在觀衆們的喜好,老人們打印了調查問卷,去年輕人聚集的地方做調查。

可這裡貧瘠的識字率讓人為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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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法獲得有效的反饋。

相對于人人能夠參加的體育運動,有門檻還要花錢的電影院,顯然缺乏對于年輕人的吸引力。

一個無法自負盈虧的電影事業,是老頭們無法承擔的。

更困難的,還有生活習慣。

紀錄片裡給了一個場景。

易蔔拉欣好不容易,把電影院開了起來,觀衆落座。

他有點興奮,有點感慨,正在舞台前激情地說着電影事業的重要性,為播放的電影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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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下一秒,遠處傳來清真寺的鐘聲,做禮拜的時候到了。

觀衆們紛紛朝向清真寺,而沙達迪,沒有人再聽他講話,孤單地站在台上,像一個傻瓜。

...

對于被宗教深刻影響的社會,電影院的作息必須服從各種宗教活動。

但,這也沒有打倒老頭們。

可就在他們調整作息,挑選适合年輕人的作品,比如《被解放的姜戈》,做好了所有宣傳和輿論攻勢,再度朝着重振電影夢進軍的時候。

消息傳來,按照法律去申請的電影放映許可證。

被當局拒絕。

徹底夢碎。

沒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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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

暴力?

色情?

還是因為政治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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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全都是被禁止的原因。

甚至還包括——

這麼大的場所,你想把民衆聚集起來幹什麼,造反嗎?

電影是關于夢想,關于表達的。

但如果一個地方的權威害怕人們的夢想和表達。

那麼電影隻能成為難民。

成為漂泊無依的亡魂。

在一封青年時代的通信中,馬納爾不經意寫出了未來的判詞——

“你知道的,老年大象會獨自離群,去到無人知曉的遠方,平靜地等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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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片名。

與樹對談,是什麼意思?

源自他們在晚上閑聊時的一句話:

“談論樹差不多就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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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論樹當然是一種犯罪。

因為你指着桑,可能就是在罵着槐。

在一個不正常的國家裡,一群理想主義者為了一丁點有意義的事情,碰得頭破血流。

愚公移山的老頭們,愚昧無知的大衆,動蕩的社會體制,共同構建了這份荒唐的人間百态。

紀錄片裡,蘇丹電影俱樂部的老頭們在夜晚各種回憶往事和閑聊。

談論着政府對電影人的迫害,談論着一個好時光的突然死亡。

充滿着唏噓和遺憾。

但,Sir注意到一個細節。

即便是面臨終将到來的失敗,他們也一直保持着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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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當局的伎倆,都是嘲諷。

是因為在鏡頭前嗎?

恐怕不是。

這是經曆了大哭大難之後依舊保持熱愛。

他們的生活貧瘠得失去了夢想。

也貧瘠得隻剩下了夢想。

在電影院計劃失敗之後。

沙達迪們并沒有氣餒。

電影給了一個鏡頭。

在下鄉的路上,車壞了,一群老頭們繼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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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看到這一幕,每個愛電影的人都會瞬間淚目。

這種理想主義,才是真正能夠動人的地方。

老人們努力的意義,借用魯迅《藤野先生》一句名言,大而言之是為了蘇丹電影,蘇丹人民能夠有自己的民族文化振興。

小而言之。

隻是為了與樹對談。

對它們說——

看。

在這個沒有電影的地方。

還有一群愛着電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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