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公敵》
（The Public Enemy，1931）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十年間，在華納兄弟影業公司的引領下，黑幫電影真正成熟了。在那之前的美國社會中當然也有黑幫分子和犯罪行為存在，可以追溯到臭名昭著的紐約五點區（Five Points district），黑幫分子作為典型人物也已經出現在電影裡，最著名的要數1927年由派拉蒙公司拍攝的、約瑟夫·馮·斯坦伯格（Josef von Sternberg）執導的默片《黑社會》（Underworld），影片描寫販禁酒令頒布初期黑幫與警方對抗的故事，這是影史上第一部以罪犯當主角的影片，是銀幕上的匪徒形象的一大推進。盡管《黑社會》好評如潮，也是票房赢家，卻被後人遺忘。
...《黑社會》（Underworld，1927）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十年是美國飛速發展繁榮的十年，像高速行駛的汽車一般令人驚心動魄；但随着1929年股市崩盤，汽車嘎然而止，把乘客們摔進了陰溝，沒有食物、工作、家園或希望。經濟大蕭條期間，許多匪徒如“靓仔”弗洛伊德（Pretty Boy Floyd）、“娃娃臉”尼爾森（Baby Face Nelson）、“貝克媽媽”（Ma Barker）、阿爾文·卡帕斯（Alvin Karpis）、“機關槍”凱利（Machine Gun Kelly）以及臭名昭著的“頭号公敵”約翰·迪林傑（John Dillinger）等橫行一時。這些匪徒通常是移民出身，從社會最底層起家，憑着堅韌和狡詐取得金錢與地位上的成功；在一個政客、警察、銀行家和所有當權者都貪腐的年代，他通過觸犯法律做到這一切被認為沒有什麼大不了的。1931-1933年美國中西部瘋狂的犯罪活動如此之多，以至于像約翰·迪林傑這樣的頭号通緝犯都沒那麼耀眼了。曾經有一段時間，這些匪徒被媒體和大衆浪漫化，大肆宣揚，讓飽受經濟衰退之苦的民衆把他們視作劫富濟貧的俠盜。這種局面激怒了胡佛（John Edgar Hoover），他領導司法部調查局（BOI）發起了一場打擊銀行劫匪的浩大行動，被稱為“國民公敵”時代。調查局也正是借着一系列大案的告破，從一個小型偵探機構升級為美國司法部下屬的獨立部門，更名為聯邦調查局（FBI）。而所有的這一切都成為好萊塢電影創作的絕佳素材。就是在這種大環境下，盜匪成為了那個時期大銀幕上的閃亮人物。像《小凱撒》（Little Caesar，1931）和《國民公敵》（The Public Enemy，1931）之類的黑幫影片屢屢打破票房紀錄，并不是一種巧合。
...1931年，芝加哥的失業者排隊等待領取免費食品
在整個二十世紀三十和四十年代，華納兄弟電影公司被認為是“工人制片廠”（Working Man’s studio），制作的電影與美國社會經濟較低階層的大衆有關。與米高梅之類的制片廠把明星拍得像神一樣相反，華納兄弟把愛德華·羅賓遜（Edward G. Robinson）和亨弗萊·鮑嘉（Humphrey Bogart）之類演員塑造成的明星不算是傳統意義上的“英俊”，但卻帶有平民的真實性。詹姆斯·卡格尼曾說，他賦予他的角色們的主要元素是“貧民窟風格”（touch of the gutter）。華納兄弟出品的電影通常是嘈雜的、快節奏的，所拍影片的主題與普通人有關——比如1932年的《我是逃犯》（I Am a Fugitive From a Chain Gang）裡被鐵鍊鎖住的一群做苦工的囚犯、1940年的《卡車鬥士》（They Drive By Night）裡卡車司機們的生活，或者是1931年的《國民公敵》裡展現的黑幫分子的沉浮。
...《我是逃犯》（I Am a Fugitive From a Chain Gang，1932）
《國民公敵》由獲得第一屆奧斯卡最佳影片《翼》（Wings）的導演威廉·韋爾曼（William A. Wellman）執導，他以15萬美元的投資，26天的拍攝周期和高達百萬美元的票房回報成為好萊塢黑幫片的榜樣。而詹姆斯·卡格尼（James Cagney）主演的湯姆·鮑爾斯（Tom Powers），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美國人對黑幫人物的态度提供了一個完美的快照（人物原型來自黑幫老大艾爾·卡彭 Al Capone的宿敵迪恩·奧班農 Dean O'Banion ）。湯姆是一個來自中下階層家庭的年輕愛爾蘭人，他的社會地位決定了美國夢所包含的一切——物質利益、金錢、社會認可等都與他無關，而為了得到這一切他選擇了走向犯罪人生；事實上，這個黑幫分子的生活方式幾乎可以說是反映了美國夢的“陰暗面”：他以肮髒的手段獲得它們，沉迷于對美酒、女色和金錢的虜獲。
作為愛爾蘭移民的兒子，湯姆與好友馬特（愛德華·伍茲 Edward Woods飾）在生活中可作的選擇很少，為了不像其他人一樣苦哈哈的通過打工維持生計，他們參與到了邊緣的犯罪活動，為黑幫組織頭目偷手表以轉手再賣。在電影這一部分中唯一的權威人物是湯姆的父親，他是一個苛刻、冷酷的人，常用皮帶教訓湯姆，這個人物形象被後世很多電影效仿。
...《國民公敵》劇照
當犯罪生涯帶給湯姆和馬特比普通人更多的利益時，他們喜歡上了這種偷蒙拐騙搶的生活方式。湯姆的哥哥邁克（唐納德·庫克Donald Cook飾）是一個本分的人，努力掙紮着過活，白天為有軌電車公司工作，晚上去讀夜校；湯姆鄙視地稱他為“傻瓜”、“整天忙着上學——學習怎麼做窮人。”與《小凱撒》裡的“瑞克”（愛德華·羅賓遜飾）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瑞克很快上位到老大，而湯姆和馬特則一直在“辛苦付出”——他們搶皮貨店、偷汽油、進行各種小偷小摸，從未像黑幫老大艾爾·卡彭那樣光鮮亮麗；他們隻是兩個努力工作、試圖在他們的行業内獲得成功的人——隻不過這個行業碰巧涉足了謀殺和盜竊。可能正是這種特質把湯姆——以及卡格尼飾演的所有罪犯形象與這個時期的衆多罪犯形象區分開來：卡格尼一般不演黑幫頭目或老大，他隻演小混混，通過勤奮和執拗努力向上爬。在《國民公敵》裡，湯姆在一系列黑幫大佬手下幹活，但他自己卻從來沒當過“老大”。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湯姆是一名平民罪犯，如果把他的工種改一改、去掉他的反社會傾向，你就會看到一名努力工作的卡車司機或工廠工人。觀衆們因此對他獲取權利和财富的經曆感同身受，也把自己與他聯系起來，因為他來自他們同樣的背景、開他們所開的玩笑、也可能像他們那樣亂花錢，所以這個角色被大蕭條時期的觀衆們所喜愛——在一個銀行排斥窮人的年代，湯姆從銀行家和有錢人那裡把錢又拿了回來……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湯姆再現了華納兄弟公司一直關注的、以工人階級為主角的較為陰暗的一面。
...《國民公敵》劇照
如果美國夢許諾所有人都可以擁有成功和财富，那麼湯姆和馬特就是那個理想投下的陰影。在冒險販運禁酒賺到一大筆錢後，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花錢買了高檔禮服，開着輛新車來到一家豪華夜總會縱情狂歡。當黑人泊車員泊車時，湯姆大聲呵斥道：“嘿，駝子，那車能換擋！它可不是福特！”——立刻把他們的車同當時無所不在、任何人都能開的福特T型車區别開來，俺們可不是一般人，俺們是大腕。在夜總會裡，湯姆和馬特穿着昂貴卻俗氣的禮服和“一毛錢一支舞”的小姐們調笑，毫無顧忌地争搶看上眼的兩位姑娘（瓊·布朗德爾 Joan Blondell和梅·克拉克 Mae Clarke飾）。後來湯姆又用其中一位姑娘“折價換取”了一個新女友“格溫”（珍·哈露 Jean Harlow飾），格溫以一襲華美的長裙登場，立刻吸引了湯姆，肯本不在乎她“和幾十個男人睡過覺”。
...珍·哈露 Jean Harlow飾演
“格溫”
在當時那段大多數人隻能勉強維持溫飽的時期，湯姆通過不法手段過上了鮮衣怒馬的好日子。他把一沓錢塞給母親，然後在與哥哥發生争吵時，又把那沓錢一撕兩半扔向哥哥的臉，大喊：“錢對我來說不算什麼”，哥哥對此回答道：“是的，我想也是，但對于沒有良心、沒有頭腦的你來說，錢就是你擁有的一切。”
湯姆這個角色身上的桀骜和殘暴則讓影片具備了更多的觀賞性，甚至有不少觀衆對片中的暴力場面感覺不适。比如湯姆猛揍一個不願繳保護費的酒吧店主，警告他“如果不交錢，把你的牙一顆一顆踢出來”；在另外一場戲裡，他把一個切開的柚子砸在女友臉上的橋段曾被媒體廣泛批評，以至于随後的幾年卡格尼去餐廳吃飯時，經常會有人獻上一個柚子，而他總是欣然接受。作為演員，卡格尼賦予了“湯姆”這個角色經久難忘的藝術魅力。
......當然，善必報，惡必懲，盡管觀衆樂于接受黑幫分子的陰暗面，但同時也知道他們終歸會受到懲罰。這種懲罰或許來自好萊塢四處宣揚的法律與秩序，或許來自被他們的敵人殘忍地殺掉。所以，在影片結尾湯姆必須死，就像《小凱撒》裡的瑞克和《疤面人》（Scarface，1932）裡的托尼一樣。但即使是按黑幫片的标準，湯姆的死也是凄慘而恐怖的——湯姆的屍體像一袋垃圾一樣被丢棄在他母親家門前。
......影片一段附加的編後記告訴觀衆：“湯姆·鮑爾斯的結局是每一個黑幫分子的結局。‘國民公敵’既不是一個人，也不是一個角色——它是一個我們全體公民遲早必須解決的問題。”這類信息的目的明顯是為了規避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起逐漸開始嚴格執行的《電影制作守則》的審查，那個時期的黑幫電影早被家長團體和宗教委員會把它們視為令人厭惡和不道德的、是所有腐蝕美國年輕人的惡行的化身。黑幫電影中的另一部經典之作《疤面人》就是被這種輿論和越來越嚴格的電審制度給毀了，它在當時受到太多的譴責，不得不推遲了一年才發行。相比起來《國民公敵》的境遇就好多了，它在觀衆中大獲成功，而且，盡管它是一部黑幫片，卻也得到了評論界的贊許，尤其是針對卡格尼的表演。盡管如此，《國民公敵》仍被當作好萊塢一切令人厭惡和不道德影片的聚焦點，當影片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與《小凱撒》以雙片方式重新發行時，有幾組鏡頭被認為太過性暗示而被剪掉以安撫電審委員會。正是這再次發行的影片被年輕的馬丁·斯科塞斯注意到，他被威廉·韋爾曼電影的寫實主義和坦率所震驚，稱《國民公敵》是自己最喜歡的一部電影，“為我們所有人指明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