墜落的審判，一語雙關
...《Global study on homicide —— Gender-related killing of women and girls》2019年的報告顯示，男性與女性的總被害比例為81:19，被親密伴侶或其他家庭成員所殺的比例為9:16，被親密伴侶所殺的比例為9:41。
通過以上數據，被親密伴侶殺害的被害者中，男性的18%，女性82%
《墜落的審判》的主角之一是一個涉嫌殺害墜亡丈夫的妻子。庭審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丈夫是她殺還是自殺。
女主最終被判無罪，這僅僅是法庭上的結論，至于真相，無從而知，其真相已經不重要了。在長達一年的庭審中，她和他婚姻中的一切不齒，那些壓抑且崩發的争吵、激烈的打鬥、輕蔑的言語、沉重的背叛冷默，纖毫畢現，被法庭、媒體、公衆揣測解讀。從這段男弱女強、男内女外，貌似互相包容實則暗流湧動的婚姻中幸存下來的主角，道德法庭是否對她課以重罪，仁者見仁。
影片的主線場景聚焦于法庭，猶如一部庭審紀錄佳作，以問訊被告和證人的方式，生動地勾勒出一段瀕危婚姻家庭關系的全貌。然而，這部影片所蘊含的深意遠不止于此。它不僅深刻地展現了地位失衡對婚姻關系的毀滅性打擊，更引發了人們對于當私人事件曝光于公衆視野後，能否收獲真相這一深刻問題的思考。或者說，究竟是人們更關心真相本身，還是更執着于他們所推測的 “真相”。
如果該事件呈現在網絡上，吸睛的題目是：“抄襲丈夫作品一舉成名的女作家涉嫌殺害丈夫” 。哪些檢察官與辯護律師的辯論内容、被告的朋友、工作夥伴和專業證人的證詞，恰似帖子背後那些評論和回複的具象化呈現。無論是力證女作家清白還是笃定女作家謀害之實的對立雙方，即便是所謂的專業人士，他們所陳述的 “客觀”，無一不帶有情感傾向。女性證人更傾向于得出對被告有利的結論，而男性證人表現如自身受到冒犯，嚴厲激憤的已然給女主角定了謀害的罪名，對于男性來說，她的罪過不僅僅在于丈夫敗的時候她成功了？
...在庭審細節對過往的回顧中，丈夫是作家， 且在大學任教，因一次疏忽緻兒子雙目失明，事業家庭因兒子的治療和教育而中落搬遷；丈夫對兒子心懷愧疚，全身心地承擔起照顧兒子的責任，事業停滞且無心寫作；相比于妻子卻有了更多創作時間，成為小有名氣的作家。
影片的高潮部分是那份墜落事件發生前一天的錄音在法庭上被播放出來。女主在法庭上的表現極為克制，她向衆人解釋，夫妻之間的情感錯綜複雜，争吵的内容大多時候并不能代表事實的全貌。
...雙性戀的女主因丈夫無心履行夫妻責任而短擇出軌，輕描淡寫該行為解決生理需要； 女主的丈夫指責女主對孩子和家庭付出不夠，導緻他無法繼續寫作，事業發展受挫停滞；女主面對指責，妻子冷漠回答丈夫隻是在為自己的失敗尋找怪罪的對象。夫妻雙方從言語交流發展到激烈争吵，肢體沖突。導演是了解生活的， 導演也通過影片演繹當代成年人在無聲壓力下的背負生活的重負，成年人的崩潰往往就在一瞬間。在兩人激烈争吵後的第二天，女主丈夫在閣樓修繕房屋為出租做準備，看着窗外白雪皚皚，山氣缭繞，站在窗前的他，感受到這一片純淨接納和遮蓋所有的愛恨厭憎。同時客廳裡意氣風發的妻子與女記者談笑風生、似有調情。女主的丈夫此刻跨出這一步，終于迎來了終極的自由和解脫。
...至于女主是否應對丈夫的死負道義上的責任？或者若角色互換，男方是否能得到更加寬容的對待？這些問題都難以得出确切答案，因為任何回答都可能陷入主觀主義的誤區。
然而，作為與丈夫共同生活、最了解他的身邊人，這個可能唯一掌握真相的人，卻在這場庭審中最缺乏話語權。她的克制以及對丈夫之死所表現出的冷靜，她的某些不經意或者主觀無惡意的小謊言，不僅冒犯了網絡對事件當事人的期待 —— 在網絡世界裡，當事人要麼是完美受害人，要麼是完美罪犯，她怎能如她這般 “冷靜” 地分析問題？她也冒犯了男性主體對一個妻子的期待。
不如這樣理解，在這段失衡的婚姻關系中，兩人不幸各自選擇了消解痛苦的方式。丈夫之死，婚姻之悲，他們共同的錯誤在于，當彼此不再願意相互滿足、相互扶持的那一刻起，就應該果斷結束，而不是以愛和責任的名義，将生活拉扯得支離破碎。
真正令人心疼的是全程參與庭審的兒子。他見證了生活中最殘酷複雜的一面被抽絲剝繭地審問與反刍。他最終選擇站在母親一邊，他的證詞起到了關鍵決定性作用。他已經失去了父親，不能再失去母親。生活還要繼續，真相的确已不再重要，因為生活的正義從來都與真相無必然聯系，而在于我們如何在困境中勇敢前行，重新擁抱生活的希望與溫暖。
